前言时隔一年半，小九出演配角的网剧终于登陆了线上剧场。首集播出前，她给所有亲戚打了电话，提醒他们：“晚上8点开始，在网上看，记得提前充会员！”怕大家错过时间，又叮嘱说：“吃完饭抓紧遛弯儿！”对于这个消息，二舅半信半疑：“第一集就有你？” 小九笑嘻嘻地反击：“二舅，你不从头看，指定看不明白！” “那第一集指定没有你！”二舅笑了，以同样浓厚的东北口音回应她。一口气追了两集，二舅却没瞅见小九的影子，掏出手机，家族微信群的最新消息还停留在几天前，看来，大家也都没看到。第二天吃过晚饭，二舅继续追更，两集播完，依然没有小九。他忍不住在群里倒出了心中的疑问，大家也都跟着一言一语，猜测起小九会在哪集出场。唯独小九本人一直不吭声。她一早就知道自己会在第五集出场，剧本里写得明明白白，但她不敢说——戏没播之前，一切都是变数，这是她混迹影视圈这些年学到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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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九是名演员。尽管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事业都在原地踏步。
家人一度认为她是痴心妄想：“哪有演员像你这么胖？”自从大学毕业后，她的体重就长期稳定在130斤左右，搭配不到1米6的个头，整个人看起来既矮且壮，毫无腰肢可言，说话时赘肉随着动作上下颤动，皮肉之下的骨相也像消失了一样，摞出三层肉下巴。
但小九认为，自己是“有那个天赋的”。
她的表演启蒙来自1991年央视开播的《曲苑杂坛》。小时候，她把节目里的小品翻来覆去地看，看会了就躲进卧房自编自导自演。姥姥、姥爷见她半天不出屋，偷偷凑过去，看到她一个人对着空气讲话、大笑、生气。9岁那年，大概是表演欲爆发，小九告诉父母，长大后她要当演员。
90年代的锦州，几乎没有父母会送孩子去上表演培训班，用小九的话讲，即使是现在，“锦州也没有那玩儿意”。她只能曲线救国，学舞蹈，学声乐，学钢琴，后来，总算打听到一家表演培训班，授课的老师演过《庐山恋》，据说教过的学生里还有当时风靡东北的《马大帅》的女主角。小九毫不犹豫交了学费，一个月200块，但上了几节课就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最期待的无实物表演课，老师只是轻描淡写地点评几句，没有任何技巧分析和指导，学了半个月，除了绕口令之外，她一无所获。
后来，小九又找到一所半私立性质的艺术高中。学校招收“表演艺术生”，一学期学费高达4500元。促使她交费的，是招生简章上印着的某知名小品演员的名字，小九铁了心要入学，师从这位演员。可开学那天她才得知，那届表演艺术班只有她一个学生，由于人数太少，学校宣布取消表演班，将她并入声乐班。那位知名的小品演员，从此再没被提起过。
小九看透彻了，这些打着艺术名头、靠几个明星背书的培训机构，教学是虚，赚做梦人的钱是实。在学校里勉强学了一学期之后，她退了学，2005年在家人的安排下进入沈阳某大专院校，主修设计专业。彼时，艺考尚未风靡全国，北京电影学院火起来也是后来的事了。
18岁的小九。（受访者供图）
小九第一次听说北京电影制片厂，是因为同学从北京带回来的“演员证”，证上面写了姓名、性别、年龄，还盖了一个大红戳，用塑胶膜封起来。
“这怎么看起来跟我游泳证似的。”小九好奇地抢过“演员证”问道。
“没见过世面，这可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发的！”同学又一把夺了回来。
“北京电影制片厂”——这个名字她在很多电影开头见过，她当即给母亲打电话，央求母亲带她去北京。耐不住女儿的软磨硬泡，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
抵达北京后，小九便按照同学的经验，早晨4点起床，5点从宾馆出发前往北三环蓟门桥。7点钟刚过，母女俩就站在了北影厂门口。大门挂着“北京电影制片厂”几个铜质大字 ，在清晨的雾气里显得格外庄重。小九看得脑袋发懵，心里生出一种不真实感——在大城市圆梦，竟就是坐一趟公交车这么简单？她想起在锦州苦苦摸索的十几年，觉得有些荒谬可笑。
按照提前查好的地址，母女俩很快找到了面试的办公室。房间只有10来平，一男一女正面对面局促地办公。一名女工作人员上前接待，先是让小九填资料，接着把她带到隔壁的摄影棚，让她穿上两套古装戏服拍摄“形象照”。
拍好照，小九被领到一个更为窄小的里间，角落里是一方窄窄的化妆台，20几套古装戏服就挂在衣架上，把房间衬托得更加拥挤。办公桌后坐着一个中年男人，个头不高，身材略微发福，国字脸上架着一副眼镜，看起来憨憨胖胖的，唯一彰显身份的是那件驼色多口袋马甲——女工作人员介绍说，他是试戏的导演。
工作人员交代完便退了出去，还顺手带上了门，小九心里暗自紧张。导演说要给她布置一道情景题：“现在想象一下，你正在一个公交车站，请表演一个等公交车的片段。”说话的同时，他站起身，朝小九的方向慢慢踱去。
小九很快进入了角色。她轻轻跺脚，假装自己在公交站，又神色焦躁地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抻着脖子望向假定的方向。一套动作演下来，导演正好在她面前站定，她用余光瞥见对方正从上而下将她打量了一番。
那年小九18岁，还不像后来这样胖，那天她穿了一件带拉链的高领卫衣，已经成熟的身材曲线在衣服轮廓里若隐若现，即使穿着款式简单的牛仔裤，也掩盖不住青春美好的气息。
中年男人率先打破沉默：“你热不热呀？”说着突然伸出手，将小九的拉链从颈部解至胸口。那一刻，小九脑袋瞬间空白，她本能地后退一步，赶紧又把拉链提到了下巴，闷闷地说“我不热”。中年男人并不罢休，又一次凑过来，伸手要解小九裤子上的纽扣，嘴上假装一本正经：“我看看你这个裤子扣。”这下小九彻底清醒了，她惊恐地躲到离男人最远的角落，双手扣上敞开的扣子，死死捂住裤腰，厉声问道：“还要不要演？”
男人的脸瞬间冷了下来，没了之前的兴致，“不用”。说完便回到办公桌后。小九转身逃了出去，看见母亲正坐在外间的沙发上等她，一时间，屈辱和愤怒一并喷涌而出，她恨不得当场发作，把所有的痛苦化成几个响亮的耳光，甩在男人的脸上。可演员证还没到手，她最终还是强忍着厌恶，按工作人员的指示交了1000块钱办了手续。
几分钟后，“演员证”下来了，和同学那张一模一样。她把它塞进钱包，拽上母亲，飞奔着逃出了北影厂。
回宾馆的路上，无论母亲如何逼问，小九都一言不发。若说出实情，母亲肯定不会再让她来北京寻梦。回到宾馆，她难受极了，感觉大腿也跟着刺痒起来，但她没在意，闷头倒在床上打算装睡。母亲更心急了，一个劲儿地数落她。小九最终忍无可忍，从床上窜起大声说出了实情，并当即下了狠心：“我不当演员了！”
得知真相的母亲惊得一言不发，回家的路上，母女俩也没有过多交谈。回到沈阳，小九大腿刺痒的症状越发严重，她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过敏性紫癜。医生说大概率是在北京期间引起的，程度不轻，嘱咐她一定要卧床休息，不能过多走动，否则过敏加重，会有生命危险。
之后半年，她休学在家养病，每天靠打激素、吃中药治疗，体重从90斤飙升至130斤。第一次在镜子里看到发胖的自己，小九“哇”一声哭开了。母亲安慰说，激素发胖很快就能瘦回来了。小九听不进去，她哭的不是一身肥肉，她哭的是自己的坏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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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胖之后，小九性情大变。
屡屡减肥失败，她意识到自己离“演员”越来越遥远。原本摆在钱包里的演员证，也被她锁进了抽屉深处的小铁盒。后来，她从办过演员证的同学那得知，所谓的“演员证”实则是个骗局——同学在几个剧组里当过群演，问圈内人，都说“这个证没什么用”。
大学毕业后，小九待业家中，3年间渐渐和朋友失去了共同话题，昔日的玩伴也渐行渐远。家里蹲的第三个年头，她终于意识到自己不能再混下去了，于是打定主意去北京学影视配音：“做幕后表演挺好，不用担心身材，不会有人嫌弃我胖。”
我和小九初识，就是在配音班。
2012年，我萌生了学配音的念头，于是报名了某著名配音员开办的培训课程。录取面试在一间小教室进行，人群中，一个打扮庸俗的女孩正活跃地找人唠嗑，教室本来就小，她臃肿的身形煞是惹眼。再加上一口浓重的口音，又高又粗，本就不悦耳的声线，彻底成了恼人的噪音。
我没有理由以貌取人，但心底却不可遏制地涌出一股厌恶感，更没想到的是，后来我们竟双双通过了考核，成了同班同学。很快，我和她被分到同一组搭戏。
按照剧本，我饰演“大妈”，小九则扮演我的年轻邻居。试戏的时候，大概是察觉到我放不开，她主动提出把低难度的“邻居”角色让给我。饶是如此，我依旧发挥不佳，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表演，我的肢体僵硬，舌头结巴，台词念得像朗诵一样。余光中，我瞥见周围观众的讪笑，觉得自己把一切都搞砸了。就在这时，小九登场了。她先是亮出高亢的嗓音——“哎呦！”台词一出，她便成了十足的“大妈”。接着，她踱着不紧不慢的步子，精确地停在了台中央。
死水一潭的局面被瞬间点燃。在接下来的情节里，小九的嗓门时高时低，语速时急时缓，甚至还一边说台词，一边自如地绕着我走动，表情配合着调度变化。说实话，我被她折服了，竟然忘了要接戏，像个观众一样贪婪地欣赏起她的表演来。
自那以后，我对小九的印象改观了。因为经常被分配到同一组，还一起从初级配音班考进了高级配音班，我俩渐渐熟络起来。她告诉我自己正过着“双城生活”——每周五从锦州坐火车到北京，住招待所；周末课程结束后，再坐火车回锦州。遇上进棚实习，一周还得跑上两三个来回。如果火车能像飞机一样算里程，她肯定排名全锦州第一。
2012年，小九在录音棚里学习配音。（受访者供图）
就这样跑了半年后，她决定定居北京，在通州一处偏僻的老旧居民区租了一个开间，又在旅行社谋了一份文职工作，朝九晚五，压力只增不减，可好歹算是离开了父母的“供养”。
每逢周末下课，我们经常相约下馆子，边吃边计划彼此的未来，我常常鼓励她：“你很有表演天赋。”在我看来，她不该躲在幕后配音，她应该走到台前，去当一名演员。
“可拉倒吧，我没那个命。”小九鼻子一哼，“最适合我的是先学会怎么养活自己。”
我哈哈笑了，以为这是属于东北人的幽默。没想到，后来她真的因为“养活自己”而放弃了表演。
2013年的夏天，小九突然给我发信息，说她把通州的房子退掉了，下周回锦州准备结婚。这消息让我很吃惊，我顾不上手头的工作，立刻打电话把她叫了出来。
我们约在鼓楼附近一家云南菜馆见面。在二层露台，小九把数月来发生的事情向我娓娓道来。
早在半年前，我的配音课程顺利完结，但遗憾的是，小九没能和我一同毕业。定居北京后，她因为气候原因经常犯鼻炎，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影响到了课程进度。临近毕业，小九身体不支，请假回锦州治病，等病好了回来，原来的班级早已学成，她成了唯一一个没结课的人。
为了完成课业，小九只好跟着新的班级学习。因为这件事，她一度情绪低落。彼时我也面临着自己的困境，作为毕了业的老学员，我进棚录制的机会越来越少，很快就被新学员替代。小九知道后一直为我想办法。在课程接近尾声时，她得到不少进棚录制的机会，还好几次帮我申请通告。碍于面子，老师勉强同意了，但事后却当着所有工作人员的面，把她狠狠数落了一顿。这件事以后，原本有机会饰演“女主配”的小九逐渐被边缘化，没多久，老师宣布她结课毕业，这意味着，她即将和我一样，今后很难再有配音的机会。
为了加入新的配音团队，小九四处投简历，但都石沉大海。教配音的老师说过，配音这行当，是三百六十五行之外的一行，没有统一的行业规范，没有稳定的出入机制，行业里仍旧遵循着几十年前的方式，靠“传帮带”和稳定的熟人团队运作。新人拼上三五年，顶多只是触到门槛，想真正融入圈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听了小九的遭遇，我一时哑口，盯着一桌凉了的菜，竟没了半点吃的兴致。
小九察觉到我的愧疚，解释说，回家结婚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原因：“我28岁了，最好的这些年都浪费在当演员这件事上，结果演员没当成，配音演员也没戏。我不像你在北京有家有工作，我又懒又没斗志，不愿意上班，现在回家结婚还能找个条件不错的人，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已经有这个人了？”我再次惊讶。
小九点点头，说是同学介绍的，和她家住得很近。对方有车有婚房，家庭环境不错。
“你喜欢他？”
她轻轻一笑：“我喜欢他的条件。”
我陷入了更深的自责：“我帮你找工作，我帮你适应北京的生活，能不能别放弃？”
小九认真思考了片刻，反问道：“那你的配音梦呢？”
“配音不是一时半刻能做成的事。”
“表演也不是！”她突然起了高腔。
“但你有表演天赋，我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我眼里，你配音的天赋更高，我们曾经也有过机会，不还是一样失败了？”
“这不一样！”
小九听后一改往日的笑颜，瞪大双眼望向我：
“为了当演员，我从9岁就开始谋划，可你看，我现在得到什么？再耽误下去，我可能连唯一一次翻盘的机会都没了。”
“你可以说我是因为世俗的压力结婚，但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这些年我一直靠家里，结婚是我现在唯一能给父母的交代，我没得选。”
……
离开了饭馆，我又留她劝了整整一宿，还是没能改变她的决定。天亮了，我们都早已疲乏不堪，带她吃过早饭，我便径直送她去搭地铁。
在地铁站入口，小九对我说：“婚礼的请柬已经发出去了，到时你也来锦州参加我的婚礼吧。”我一时不知如何应答，抬手给她指了指不远处的地铁站入口，默然道别。小九也默契地没再开口，顺着台阶钻进入口。我看着她的背影混进通勤的人流，一级一级移出了我的视线。
3
自从小九回了锦州，我们之间的联系渐渐少了，平时互传信息，也大多是嘘寒问暖。后来我意外得到一次放长假的机会，决定去锦州看望她。
2014年的锦州，房价还维持在几千块一平米的水平。一顿地道的锦州烧烤，价格也只有北京的一半。下了高铁，我闻到一股似曾相识的味道，是空气中混杂着的油脂味和北方冬天特有的煤灰味，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烟火气，在北京，我有10年没闻过了。
婚后，小九和丈夫住进了锦州一套两室一厅。房子按照小九的意愿装修，家具也是她最喜欢的简约黑白色系。屋内一尘不染，尤其是厨房，从家里走路到婆家和娘家都只要十几分钟，夫妻俩常常去蹭饭，很少开火。每到周末，俩人会自驾去海边散心，或者去超市采购。丈夫工资虽不算高，但即便小九不上班，也管够一家人的生活。
在很多人眼里，这就是令人艳羡的生活，但直到和她见了面，我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小九拍摄的锦州海边晚霞。（受访者供图）
小九告诉我，结婚没多久，自己就患上了失眠症。每到夜晚，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开着电视，并不看，独自呆坐到天亮。丈夫倒是睡得很准时，每天醒来，发现旁边的床铺是空的，拉开卧室门，妻子就坐在沙发上，一脸憔悴。面对默然的妻子，他选择一言不发，默默去洗漱，然后照常出门上班。
这样的日子一直重复到我来的那天。小九憔悴了许多，她陷在沙发里，电视屏幕的光影变幻打在她脸上，长期昼夜颠倒引发的水肿，让她看起来更胖了。那天，她向我坦白说，自己后悔了。
住进这所房子，人生便从此被框定在“妻子”的角色里，繁琐的家务、未来的育儿责任，每一样都压得她喘不过气：“一想到我还没真正上台表演过，就变成家庭妇女了，我真的不甘心。”
我瞥了眼拾掇得井井有条的房间，想象着她每天围着这几十平米打转，擦地、打扫、洗衣、换床单，旋即陷入深深的自责——为什么当初会被她的自欺欺人说服，为什么不干脆把她绑在北京……
小九掏出手机，点开了配音班一位同学的朋友圈。她指着屏幕说：“可能就是这张照片让我开始失眠的。”我接过手机，那是一张舞台剧剧照，照片里，同学全副戏里扮相，动作和表情都是大开大合的。
“她去演话剧了？”
小九点点头：“她考上挺有名的一家话剧社，已经签约长期演员了。”
我一时哑然，心想，这对小九的打击程度绝非一般，毕竟明眼人都知道，小九的演技不逊于她。
我问小九有什么想法，她垂着眼皮，声音也低了下去：“我觉得挺讽刺的，我以前怎么遇不到这么好的机会？现在我结婚了，守着这个两室一厅，机会又来了。我查过了，明年夏天这个话剧社开培训班，只要考上就能免费学表演，我打算去试试。”
说完她停下来，等待我的反应。我的反应就是惊讶。
“在北京培训？”
她点点头。
“跟你老公说过么？”
她摇摇头。
说实话，我犹豫了，不知道是否应该支持她放手一搏。
不等我回答，她又自顾自思索起来：“你说我该怎么准备？”
“你打算怎么跟你老公说？”
听了我的话，她索性把身体扭了过来，双腿收在身下，语气严肃地盯着我说：“你说他们会考什么？我是不是该学几个经典片段？还是干脆自己写小品？要不你给我写，这个你擅长。”
我觉得她有些不冷静，大概率是失眠造成的。
见我不动声色，小九消停片刻，随后换上笃定的语气，说：“我不管他同不同意，我必须要去。一个天天看着我失眠，对我不闻不问的人，我有什么必要为他再断送自己一次？”
我觉得，她终于说出了失眠的主要原因。
4
30岁这年，小九做出了一个被全家人反对的决定：离开锦州，开始第二次北漂。
丈夫是第一个知道消息的人。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决定去当演员，还希望得到他的理解，他听得出来这不是在跟自己商量，而是通知，于是换上了谈判的口吻：“我可以同意，但只能给你半年时间”。
“够了。”小九脱口而出。半年不长不短，刚好能把自己逼向极限。
她和丈夫约定，如果半年后成功出道，就别再拦着她追梦。如果失败，她愿意回东北相夫教子，永远断了当演员的念想。
再次到达北京，小九一头扎进了话剧，开始筹备录取考试。临近考核，我来到她的住处，陪她把小品再磨一磨。
那天晚上，小九有些焦虑不安。有几句关键台词，她前前后后换了不同的语气和节奏反复练习，然后一遍又一遍地问我的意见：这样是不是不够夸张？表情会不会很别扭？要不再试试这里语气重一些？
我不停地安慰她，一切都很好，只是你太紧张。
临睡前，小九忽然一脸认真地问我为什么会支持她：“我来之前，所有人，我爸妈、我老公，还有同学和朋友，没有一个人支持我，他们都觉得我是作，说我最后还是要灰溜溜地回去过日子。在所有人里，支持我来考试的，只有你一个。”
我平静地看了她一眼：“因为除了我，他们没人看过你的表演。我相信如果他们看过，会跟我一样支持你。”
小九似乎吃下了一颗定心丸。第二天的考核，她发挥得不错，没多久就收到了话剧社的录取通知。在报喜的电话里，我听见她雀跃的声音，竟感觉有些陌生。我太久没见她这样高兴过了。
接下来两个月的学习称得上“艰苦”：小九每天6点出门，从城东南的住处赶去东北五环的剧场。早饭在路上凑合吃，吃不上就饿着肚子出早功，跑上5公里再回剧场练台词，练形体，排小品，一直到天黑透了才回家。
我和她再次见面，是在她汇报演出的舞台上。小九出演女主角，人消瘦了些，但精神状态很不错。
汇报演出的剧目是这家话剧社最经典的一出戏。小九穿着艳俗的紫粉色短襟上衣登场，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髻，脸颊抹了两片鲜艳的红晕，妆容浓得夸张。我忍不住笑了——她这次又扮大妈，是她的拿手好戏。
她依旧大着嗓门，从舞台的一端大跨步奔到另一端，全身的血肉骨骼和五官像被重塑过，她彻底成了一个北方农村妇女——笑时昂头放肆，闹时跺脚撒泼，诡谲的眼神盘算着自己的得失，一扭脸又是一副田埂里拾穗撒种的朴实面孔，嬉笑怒骂都在一张脸上，不藏半分。
我扭头看向旁边的观众，他们的眼神紧紧追着台上的小九，表情写满投入。看得出来，他们被这个农村女人牵引住了，大概也都忘了，这只是一场从未有过登台经验的演员们贡献的毕业汇演。
演出结束后，掌声不断。我飞奔上台把花束递到她怀里，朝她用力一笑就转头跑了。我们都知道，此刻的心情没有言语可以承载。
毕业汇演过后，小九的表演课正式结束。第二天，她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时，电话响了，对方自称是话剧社的制片人，毕业汇演那天也在现场，接下来的话单刀直入：“社里一幕经典话剧最近要重演，你有没有意向出演女一号？”
小九嘴比脑还快：“有！”
对方笑笑说很好，问她什么时候能进组排练，她瞟了眼打包好的行李，回答得很干脆：“立刻！”
2017年，小九（右一）出演话剧。（受访者供图）
12月，北京进入深冬，逢着和丈夫的半年之约，小九主演的话剧公映了，还一连演出10场。她买下剧场位置最好的一排座位，请全家人来北京看演出。
那时小九借住在朋友位于褡裢坡的公寓里。房子是自建房，出了地铁后要经过一条土路、穿过一座城中村才能到达。让小九没想到的是，抵京那天，家人们立刻提议去她的住处看看，她不好推脱，只好硬着头皮领他们去了。
一行人拐进了城中村，小九住的二层小楼就夹在修车铺子和小浴池中间，里面塞了20多户人。刚踏进门，家里人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住了——一楼极其狭小，只容得下一张双人沙发和一只茶几，顺着简易楼梯来到二层，房间被一张双人床垫塞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下脚的空间。
他们没敢进去，堵在门口瞧了几眼，就讪讪离开了。临走前，二舅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住得这么差，还在北京演什么戏，回家吧，家里住得好吃得好，哪里不比这儿强。”但到了第二天，看过小九的演出后，二舅不再劝了。
话剧社的毕业汇演上，小九（右二）与其他主演一同谢幕。（受访者供图）
那天晚上，演出结束，全家人兴奋地拥到后台，把小九团团围住，激动得又是拥抱又是献花，场面比想象中还热闹。几分钟前还在台上接受鲜花与掌声的“明星”就站在眼前，一家人终于相信，小九不是“痴心妄想”。二舅兴奋地凑过来，说要收回之前的话：小九来北京学表演是苦是累，但很值得；母亲一把将小九揽进怀里，疼惜地拍拍她的后背，眼泪顺着脸颊，悄悄落到小九肩上。
小九首次出演话剧，邀请全家人从锦州来北京看演出。图为全家人在后台合影留念。（受访者供图）
从那之后，家里人不再反对小九当演员，丈夫甚至辞掉了锦州的工作，到北京当起了房产中介，陪小九追梦。
这本是个圆满的结局。但小九始终记得，演出结束那天，她和家人一起拍大合影，丈夫躲到远远的角落，像个局外人。那一刻她意识到，丈夫要的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妻子，而不是一个光芒盖过他的女演员。
丈夫搬到北京时恰逢小九最繁忙的日子。她陆续接到几个不错的邀约，戏份也越来越多。起初，无论小九工作到多晚，丈夫总会给她留灯，为了打发时间，有时他会开一局游戏，有时还会主动到地铁口接小九。每次晚归，小九站在楼下，抬头就能望见出租屋里亮着的灯，心里感到很踏实。
但随着她晚归的次数越来越多，夫妻之间渐渐有了嫌隙。丈夫不再等了，夜深了直接就关灯睡觉。小九感到失落，后来也渐渐习惯了，钥匙拧开门，是扑面而来的漆黑和静默。
发展到后来，两人独处时常常说不上一句话，长久的漠然积蓄起怨怼，小九发现，丈夫骨子里始终保持着东北盛行的大男子主义。下了班约同事聚餐时，他经常提起自己有一个演戏的老婆，于是众人便起哄着让他把小九喊来。一开始，小九顾及他的面子，会配合着过去坐坐，次数多了就厌烦起来，偶尔受到男人们的调笑，她不愿再掩饰情绪，板起脸或直接离席。失了尊严的丈夫回到家大发脾气，摔门摔桌子，却不发一言，这样的冷战往往能持续半个月。到后来，小九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夫妻之间无话可说，还是冷战尚未结束。
她再次患上了失眠症。睁眼躺在床上的夜晚，她想通了，身边熟睡的人，早在一年多前就不再是她的人生伴侣，她主动提出离婚。丈夫没有异议，他心里清楚，小九赢得半年赌约的那一刻，他们的婚姻就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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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小九以为，重新开启的人生会顺风顺水。她像所有演员成名前一样，上网找信息，到处投简历，面试剧组，但半年多里，一个戏约都没接到，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那年冬天，她被确诊为癌前病变。接到消息时，她独自坐在摄影棚的化妆间里，盯着镜子里精致的妆容，她反复告诉自己：不能哭，不能软弱，哭了妆会花，会被人看不起。
录制结束后，她迅速换衣服离开，临走前却被副导演叫住，说几天后有一档综艺，问她有没有档期。小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坦诚地告诉对方，她要回家做手术。
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术后恢复那段时间，副导演又来电话问小九的情况。他的语气很迫切，以致于小九产生了错觉，误以为自己行情一片大好，于是再次不假思索地回绝了对方，还声称自己要恢复一个月。听她这么说，副导演有些不悦地挂掉了电话。
一个月后回京，小九找副导演商量开工事宜，对方却冷冷地丢下一句“没需求”，原来就在她离开的短短一个多月里，剧组找来了戏路相似的演员，把她给取代了。
积累了近两年的综艺资源付之一炬。此后整整一年，小九无戏可拍，她不断去跑组，但丝毫没进展。失败的次数多了，她产生了抵触情绪，不再投简历，也不去见剧组。半年后，她彻底成了一个懒惰而颓废的人，经常一周不出门，窝在出租屋里靠吃外卖和刷手机度日。电话一天比一天安静，她竟渐渐习惯了。
积蓄很快耗光，抑郁的边缘，她买了回锦州的车票。就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转机再次戏剧般地出现。经纪人打来电话，通知她第二天有个剧组试戏，是一部电视剧。小九从之前的萎靡里惊醒——这是翻盘的唯一机会，她太需要一个好消息了。
挂掉电话后，她立刻退掉车票。或许是因为破釜沉舟的心态，后来的试戏，她反倒比平常更收放自如，最终成功拿下了角色。
2020年年底，小九在剧组里的日常。
那两年，无论角色大小、片酬高低，只要有人愿意给机会，小九都毫不犹豫地答应。片酬打1折的戏她接过，1天的网综宣传片她接过，拍摄5天干等4天的戏她也接过。接的戏多了，她逐渐领会到，剧组里的生存法则冷冰而残酷。
第一次拍电视剧，她还不大会找镜头。跟一位知名戏骨搭戏时，她一连NG了几次，于是小声向对方道歉：“老师对不起，这是我第一次演戏。”简单一句话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自那以后，剧组工作人员不再称她“老师”，而是直呼其名，就连打光师和化妆师，也开始对她敷衍了事。事后小九才明白过来：“没名气的时候更要装名气、讲排场，这不是虚荣，是自保。”
2020年，小九接拍短剧。（受访者供图）
后来她进入另一个剧组。副导演安排她和女主角的助理同住一屋。本以为没名气的小九会忍气吞声，不料她直接找到总导演，质问对方为什么安排她和别人同住，她没办法默戏。导演听说后，非但没生气，还立刻为小九安排了单间，一边道歉一边强调小九的演员身份，让剧组人员重视。那次之后，她意识到，“该硬气的时候不能怕，剧组有自己的生物链，怂了就会被下一级吞噬”。
“做这行挺有意思的，悲喜之间是没有过渡的。”小九说。她印象最深的是3年前第一次“上电视”的时候。她在一档知名综艺节目里争取到助演嘉宾的机会，还分到将近10句台词——这对于新人来说是个很好的开始，以致于她误以为自己真的挤进了娱乐圈。
节目播出前，她反复跟节目组确认过戏份，对方拍着胸脯保证：“你这个角色非常重要，不能删你的戏，放心吧！”可播出前2小时，节目组来通知了：“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你的戏被删了。”
彼时全家人已经早早吃过晚饭，守在电视机前，他们在微信群里晒出自备的零食和水果，等着家里的“大明星”出场。小九不忍打击大家的热情，选择了沉默。接下来的1个半小时，没有人在电视里看到小九，直到全体演员逐一上台谢幕，那张熟悉的面孔才终于出现在角落里。但不等人看清，广告就猝不及防地插进来了。
小九在剧组拍戏时发的朋友圈。（受访者供图）
这段经历让小九变得敏感。去年春天，她出演的第一部网剧正式上线。开播前的几个月，她的心一直悬着，担心自己的戏份再次被删。
家里人一连等了两天，不见小九出场。第三天，小九决定不追更了，躲进卧房和朋友嘻嘻哈哈地聊电话。她想好了，无论当天播出的第五集有没有她的戏份，她都打算用这种方式掩饰自己：“让自己看起来专业些，别像第一次被删戏时那么在意。”
晚上8点，第五集播出。十来分钟后，家族微信群开始骚动起来，小九意识到事情有了新进展，立刻挂断电话，点开了微信群。
“来了来了！”最先发话的是二舅。他一连在群里发了几个翻拍的剧情片段，视频里，小九穿着碎花连衣裙，挥舞着粗壮的手臂，小腹微隆，是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模样。
“我的天，你怎么胖成这样！”二舅的吐槽毫不留情，其他人也一言一语地讨论起来。
小九点开二舅发的视频，反复确认了几遍后，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她在群里回复了一个大笑的表情，接着手机一丢，扑倒在床上，如释重负。
网剧播出后热搜不断，小九成了锦州小有名气的人物。虽不至于走在街上被人叫住签名，但她的故事在这座城市里不胫而走。多年不联系的同学打电话给她：“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了，比毕业的时候更胖了，但还是当上演员了，真有你的！”跟亲戚外出吃饭时，家里人总会炫耀：“这是我家的大明星！”他们不断地讲着这样一个胖丫头是如何执意学表演、跟家里对着干，又是如何在30多岁的年纪硬生生闯进了演艺圈。
他们说：“这不是奇迹，啥是奇迹啊！”
倒是小九很平静。疫情爆发后，她决定回锦州定居。和之前的逃离不同，这次，她经过了深思熟虑：“爸妈年龄越来越大，我在北京、锦州都是等戏约，还不如回老家去。反正北京和锦州之间高铁很快，有工作了我随时过来。”
离别在即，我们照旧吃了顿饭。席间我心血来潮问她：“你有没有算过，这些年为了当演员，你在锦州和北京之间往返过多少次？”她在心里默默数了数，说，往返都算上的话，差不多有100次，只多不少。我有些惊讶。北漂近10年，她经历过学配音，考话剧社，录综艺，演电视剧，我清楚知道，这100多张火车票对她的意义。
小九似乎领会到我神情里的复杂，宽慰我说：“刚出道4年，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已经很满足了，别为我担心。”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以后戏约太多，没时间陪我吃饭聊天。”
“那不能够。”
她突然换上东北口音：“听说锦州到北京的高铁马上要提速，有工作了我过来，你想我了也一样能过来啊！没准你加个班的功夫我就到了，咱俩一起约个晚饭完了我再回去，这么往往返返的多有意思！下次你再问我，就不是100张票了，指定能攒到200！”
我笑笑没说话，只希望她攒到200张车票的时候，我随时打开视频就能看到她的表演。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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