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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父亲叫饶剑峰。2012 年 7 月份，已经登顶过 10 座八千米级雪山的饶剑峰，与杨春风、张京川成为中国民间第一次成功登顶乔戈里峰的攀登者。2013 年饶剑峰和杨春风在巴基斯坦当地时间 6 月 23 日凌晨被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分子射杀，同队的张京川是唯一的幸存者。■ 饶剑峰后脑中弹，子弹从他的前脸飞出，当场死亡
我叫饶子君，1995 年生人，现在在从事以纪录片为主的导演和制片人工作。我得知他死讯的时候是 18 岁。当时我刚刚高考完，跟着家人在上海玩耍。我是刷微博知道这个消息的。我和我的表姐在上海的一个咖啡馆里和朋友聚会。我在一旁玩手机，刷着刷着就看到了这条消息。消息里面写的内容是我国有登山爱好者在那边遭遇袭击。幸存者只有一个。幸存者不是我爸。我就从看手机的姿势抬起头来跟我的表姐说。我爸可能死了。我去了趟厕所，在厕所里看着四面八方的镜子。悲伤还没有被制造出来，整个人是一个待反馈状态。我们离开咖啡厅，去酒店拿行李准备去机场。我们是坐地铁去机场的。地铁上我妈妈给我打了个电话。哭得整个人已经崩溃了。用一种做过咽喉手术般，完全不是她的声音在哭。我在地铁上怀抱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怒气，和她描述了我所知道的所有的细节。因为我父母离婚了。我妈依旧非常爱我爸。但是多爱一个人，也就越容易多恨一个人。我在她这种爱恨交加的情感当中长大，我会很烦。有一种：你那么恨这个人，现在他死了。你还想怎么样？你那么恨这个人。他死了之后，你为什么会那么难过？你为什么就不能承认呢？原本高考完无忧无虑在上海度假的子君突闻噩耗后，立马起身和姐姐一起返程回到她们位于深圳的家。
我姐姐她必须得顶住。因为她要把我带回家。她必须要把我带回深圳。那是我表姐。我父亲的姐姐的女儿。我们状态相对稳定的到了机场。到了机场以后，原本晚上八点的航班一直延误到晚上十一二点。这四五个小时里，我俩也没在座位那边待着，一直在一个落地窗前。行李箱往旁边一竖，我就开始哭。哭一会儿停一会儿。我姐姐不断的从厕所里给我扯纸巾来擦眼泪。我到家的时候凌晨三四点钟了。我当时的好朋友在我进家门之前就已经到了我家来陪我。我姐姐也陪着我。因为家里房间有限，我把我的房间让给了来陪我的朋友。一躺下去，悲伤再次袭来。因为床上、枕头上、他的衣柜，有他的味道。但你知道这个味道一定会消散，而且从这一秒钟开始，它每一秒都在消散，每一秒都在离你更远一点。你抓不住这种气味。我不记得我上一次跟他产生肢体碰触是什么时候。我很想回忆起我更小的时候，童年里，很大的、男人的、父亲的手。他的大拇指是什么样子以及什么温度。但是我想不起来了。因为我们家庭里大家都很酷，不是父女之间小鸟依人，手拉手一起出门逛街的那种。她陪我的方式是她把手压在我的脸上。很用力的压在我的脸上。她在我身后躺着。我侧卧蜷缩着。她从身后把手放在我的脸上用力地摁住。回到深圳后的第二天。我就意识到，当有人离世之后留给你纯粹悲伤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去完成。我父亲的姐姐，我的姑姑在主持工作。给大家分配任务。比如说我要去打印我父亲的遗照，在家里置一个灵台，以方便大家来我家祭拜。我的叔叔和我爸爸的遗孀在事发当天就飞到了巴基斯坦，要把我爸的遗体带回来。因为我父亲的遗孀怀着我妹妹已经五六个月了。所以当时看到遗体的只有我叔叔一个人。我叔叔看完遗体之后，回房间什么也没说，哭了一个晚上。塔利班是用一把冲锋枪射杀我父亲的。子弹是从我父亲的脑后打进去，从前脸出来的。几天之后，在深圳那座已经不使用的机场，我们接到了我父亲的遗体。巴基斯坦的士兵从一个很大的飞机里面扛着棺材走下来送上车里。我们一帮人直接就去了火葬场。■ 巴基斯坦大使馆驻广州领事在饶剑峰追悼会现场
其实打开棺木里面还有一个尸袋。但棺木我始终都没有敢太靠近，因为我很怕会看到我父亲很不堪的样子。那是一个已经被修复了的遗体，和他长得挺不像的样子。被放在一大团花正中间，头上还拴了个布条。我觉得所有参与这个事情的人都已经在尽力的让他以最体面、最有尊严的方式和大家告别了。我有一次去昆明的机会，那起事故当中唯一的幸存者张京川先生就长居在昆明。所以当时就想着去拜访一下。他在同年的早些时候，在另一次登山过程中遭遇另一场事故，导致了脑水肿，影响了语言功能。我到他家的时候，他正在读小学语文课本，试图恢复语言能力。他用他已经不太好的表达能力，告诉了我当时整个事情的经过。他们当时是在巴基斯坦北部的吉尔吉特地区的南加帕尔巴特峰的营地里。那是一个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的登山队伍。应该是十来号人。事情是在凌晨发生的。外面先是有骚动，然后开始有人让他们从帐篷里面都出来。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以为是路过的人来劫财的。然后就让他们出去跪着，对方有枪有武装，让四个华人登山者跪成一排。有一个人始终在他们身后拿着一把冲锋枪。所有的武装分子身上的装备都不咋地，都很破。我父亲在内的四个华人登山者按顺序跪成一排。张京川叔叔个子不高。因为他跪的时间很长，他也比较疲劳，就可能身体比较蜷缩着。冲锋枪有很强的后坐力。在当时那一排跪着的人当中，其实能明确的从他们死亡后遗体上伤口的位置和痕迹，分析出武装分子开枪时，由于冲锋枪的后坐力，枪口是不断的向上扬的。所以说开枪的轨迹是一个从低到高的开枪轨迹。开枪的时候，张京川下意识的低了个头，他本身个子不高，所以子弹就真的擦着他的头顶过去了。而我父亲跪得很板正。（编者注：所以并没有躲过子弹）跑掉之后，他也不敢确定前方是一个冰裂缝还是一个可以藏的位置。他身上的衣服也很单薄，他就过去就躲在一个地方。那帮武装分子找了他一圈，但是因为快天亮了，武装分子的装备也并不好，可能觉得这个地方不能久留。总而言之他们虚了，就撤了。天亮之后张京川确认武装分子们都已经离开。他回到营地，开始挨个查看队友们的身体。他说那个时候我父亲还有声音。那个声音不是人为，不是他自己发出来的声音。我高二的时候看了一个独立纪录片。就觉得这种片子我自己也可以拍。正好那个时候我父亲很明确的开始说他要去登十四座。（编者注：全球共有 14 座八千米以上的雪山）当时还约定说等我上大学正好学的也是有关（纪录片）专业，可以给他做个片子。那个时候确实是感觉一切都在好起来。他在做他愿意做的事情，然后家里人也开始不再因为（他登山的事）去唠叨他了。一切看起来在步上正轨，而且离他的目标已经很接近了。（编者注：饶剑峰遇难前已经攀登了全球十四座八千米以上的雪山中的十座）我考上了大学，是一个人生的新的开始。我父亲的现任妻子也怀孕了，他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小孩。从天而降的灾难打破了子君一家原本感觉一切都在好起来的生活。子君原本允诺帮父亲拍一部登山纪录片的诺言似乎也再不可能实现。
而神奇的是，三年后，一个名为《藏北秘岭》的要去藏北拍摄羌塘无人区和攀登普若岗日冰川的纪录片剧组向在中戏电影电视系念大四的子君发出了邀请。
作为一个著名登山家的女儿，子君之前从未爬过雪山。在父亲遇害三年后，去冰原上拍摄纪录片的机会在子君看来，是一个去了解父亲生前热爱的契机，于是她欣然前往。
我们团队的高山向导叫次仁顿珠。他和他的团队来给我们做这次普若岗日冰川的探险的高山保障。他说：「认识。」然后开始回忆他跟我父亲合作过的两个雪山。可能对于他来说，饶剑峰这个名字只是若干个山友的其中一员。但是对于我而言，我完全知道次顿陪着我爸登这两座雪山对我父亲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卓奥友峰是我父亲登的第一座八千米以上的雪山。第二年他登了珠峰。而零九年他登的希夏邦玛峰，是他在做了三年的国企房地产开发工作后决定辞去工作后，爬的第一座雪山。我又在那段路上爬得非常的疲劳，非常的累。可能是因为矫情，就意识到说，这里才五千米，而我父亲去过八千米的地方。他在五千米的时候，这种疲劳的感觉，这种喘不过气的感觉，是不是和我彼时彼刻是一样的？如果不来这里，我可能不会体验到。那起码我来过这里，我体验到过这个东西。在去《藏北秘岭》的剧组前，我没有很专业的登山装备。所以在出发之前我去找了我爸的好朋友，拿了我父亲从巴基斯坦带回来的那一系列遗物。一个包里面装了他的衣服，有两件连体羽绒服，登雪山的时候用的。打开第一件的时候。上面全是血。大家啥也没说，就默默的又给他塞回去了。在影片《藏北秘岭》的拍摄过程中，子君和团队一起去爬了近六千米的冰川。这是子君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攀爬冰川。
我们去爬冰舌（编者注：冰川的舌状冰体）的那一天，算是我们要在无人区待了最后一两天了。我担心爬上去会很冷，所以我就穿上了我爸爸的那件遗物，其实也是一种矫情兮兮的和自己的仪式感。就是：爸爸，我穿着你的衣服来了，有点像是你还陪在我身边。在一个接近雪山的地方穿一件他登雪山时穿的衣服，对于我来说像是一种很装酷的撒娇。所以那天我穿着他的遗物，那件连体羽绒服，去爬了冰川。特别狼狈，很不专业。到了海拔 6 千米的时候有一个休息。休息的时候，我就说了在《藏北秘岭》正片里面最后那段话：已经不再是悲伤了，单纯的死亡事件已经过去很久了，只不过在未来很多本来应该有他在，但现在却没有的时候还是会舍不得，会很想念。■ 子君父亲曾经的向导次仁顿珠在安慰哭泣的子君 图/纪录片《藏北秘岭》
然后再就是想到小时候父亲带我出去玩，想到他说过会带我去爬雪山。所以我当时有种感觉是：诺，你说过你要带我来的，现在我自己来了。海拔差不多，但我还是挺希望能跟你一起爬的。只不过我可能，也不是可能，只不过再也没有机会了。我父亲会喜欢爬山的原因是因为在那一刻他可以什么都不想，包括家人。我是听他讲过，他在城市里面一堆屁事，他那会儿 40 多了。家里很多事情，公司很多事情。但到了山上，他就很快乐。他说他爬山的宗旨就是 8 个字，时时可死，步步求生。我在那一次爬冰舌的时候体会到了某种专注的爽。你只考虑怎么把这一步踩稳了，没别的。
对于子君来说，在冰川上穿着父亲遗物的这场哭泣原本是一种自我的宣泄和试图对悲痛的消解。
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这段她在冰川上的哭泣会在成片中成为把整个影片推向情绪高潮的大结局。毕竟子君原本只是一个中戏大四去跟组的实习导演，这部纪录片原本也不该是以她为主角。
她更没有想到的是，这场哭泣，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她日后成为这部影片的总导演的原因之一。
那场哭泣原本就是爬上去了有感而发。我甚至都不认为那段会进入正片，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段落会在后来《藏北秘岭》的正片里面起到那么大的作用。后来其实让我当导演之后，我也想过，如果当时我不在冰川上说那番话，是不是他们就没有理由让我去当这个导演了。《藏北秘岭》剪出来第一版的时候，是关于一个男人带着一群人去实践一个壮举的故事，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在还原真实上。得到的内部反馈是电影院里面没有人会对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的痛苦感兴趣。但是「95后」、「女生」、「父亲死于塔利班袭击」，这种东西可能更容易引起共情。
纪录片在进入后期制作后，制作团队意识到如果影片能以子君和子君父亲的故事性作为主线，可以获得更好的票房。于是子君的身份最终变成了这部纪录片的总导演，她在片中也成为了这部影片的女主角。
「父亲登山身亡，女儿勇闯无人区」「为父重返无人区，重走父亲的路」，电影放映时，所有的媒体标题都是这么起的。
但是在媒体标题之外的真实世界里，子君对这部让她在 21 岁时就成为中国最年轻院线纪录片导演的作品一直都抱有着复杂的情感。
到了剪辑的后半阶段，随着整个故事的难以推进，监制也许和制片人之间有一些我并不知道的讨论。最后决定是以我的故事作为主线，由我来担任导演，要把我父亲的故事放到这个片子当中。我一开始其实接受了，我觉得这样是能成型的，因为这样对片子会更好一些。虽然这不符合之前的素材，也不符合我一开始对这个片子的想象。但因为截止到我被挂名为导演之前，我的职务都是联合导演或者是现场编导。而如果在那个时候我不同意的话，我没有任何权利。我唯一能够放弃的也只是我自己的素材和其他参与讨论的权利，所以依稀记得应该是开过一个会，确定了让我来做这个事情。很快合同准备好了，我需要签一个版权授予的合同，授权他们使用我父亲的素材。签完之后其实才开始有一些悔意，就是觉得我好像交割出去了一些东西，而这意味着我没有办法再去控制它。■ 饶剑峰的生前爬山影像 图/纪录片《藏北秘岭》
我记得是在签完合同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的家人看到了合同之后，认为这份版权授予的合同非常的不合理。当时我的制片人已经离开了北京。我打电话问他说素材授予的事情还有没有反悔的可能性？因为这些素材里有很多我父亲以前登山的内容，我在想这样的一个曝光是不是有点太多了？他当时在电话那一头听起来非常的着急，然后也像是跟我站在同一个战线上，跟我说没有办法，而且如果不这么做的话，这个片子可能难以为继。我很纠结，但是我选择相信他，这好像是在当时唯一的一个方案。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在认真的思考我到底是不是在消费我父亲的死亡。影片里面的确是我真挚的感受，当时在冰川上所有的那些情绪和情感那些是真的。可是当那些被介入了一个项目的时候，我就不是很有把握了。因为好像它变得不是很干净。而且我没有一个完全的控制权的时候，我开始很惶恐。我不知道我父亲会怎么想这个事情，这也成为了我后来反复向我的制片人，向我的监制，向我的同学、向我的家人所求证的一点，我这么做，我父亲会开心吗？我是想要去祭奠他的，我是想要去怀念他的。可是当这些情感要加以商业的包装和炒作，甚至是一些拿钱购买的流量和通稿来去铺的时候，这些东西还是我原来想要的东西么？我当然会觉得被利用，而且我是否感到被利用不重要，我更担心的事情是我是否在利用我父亲。我的身份从现场编导到联合导演到导演，经历了三个过程。剧组决定让我当导演之后我回家哭了三天，我不知道那是否是我想要的。一方面我诚惶诚恐，一方面我冷酷无情，一方面我是一个想得到父亲表扬的小孩，一方面我会想象我是一个把这个故事当作筹码的人。但这两个形象都是我想象出来的。他们始终在整个《藏北秘岭》后期制作期间打架。《藏北》给到我最好的东西是他给了我一个重新面对这个事情的机会，但是留下来的不好的东西就是让我对所有的真实产生怀疑。我这种不真实感的来源在于片子现在以我的旁白为开头，看起来是一趟我要去找爸爸的旅程，但其实这个项目并不是因为我而开始的，我是被后期拎上去补的。我的主线是被做出来的，我是在别人的旅途当中说了一两句话，而且一两句话现在被当作了故事的主线。我非常不希望被认为在我想当一个故事贩卖者，或者说不想卖惨。这就是我会抗拒的原因，我一直都在不断的问身边的朋友，如果是让这么一个片子来去表达我的哀思，或者说是被表达我的哀思，我爸爸会不会开心？我大一寒假拍了一个关于我父亲葬礼的片子。拿了一个小小的奖。
子君说，关于父亲的一切，她已经开始慢慢释怀。可和大多数失去至亲的事件性质不同的是，子君父亲的死亡不只是一个个体家庭的伤痛，它也是一个在舆论场里会不断地、反复提起、讨论的公共事件。
比如在最近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的局势下，关于子君父亲的，当年的相关媒体报道素材又被翻出来讨论，被媒体重新发布。
这些在近日被一些公众号翻出来重新发布的素材，其中就包括一档以袭击事件中幸存者张京川为主角拍摄的的纪实电影《南伽峰逃生》。
在 2014 年的时候。有一个栏目组做了一档节目重温南加帕尔这起惨案。节目组找了一些演员，以伪纪录片的形式去重现了当时的死亡现场。我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正在学校。我就在中戏的校园里面，拿着我的 DV 相机，请一位朋友帮我录下了我看那个节目的反应。这个节目在那个时候看来对我应该是一个很严重的二次伤害。我在当时情绪失控，做了非常严重的一些抨击。但主要是因为这个事情确实在很严重的刺激我的神经。而最近因为阿富汗的一些新闻，这个节目又再一次的被人翻了出来进行传播。我的家人，我弟弟的母亲（编者注：饶剑锋的第二任妻子）昨天用颤抖着的声音给我发了一个语音。她哽咽着说，「我觉得这些人太残忍了，他们不知道这么做很伤害我们么？」我已经不会再为此受到伤害，我也不愿意再去多看一遍再被传播一轮的这些信息。我觉得，我去主动描述这场事件，跟被动地接收信息，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心情。可是这个事情我逃避不了。它已经是一个公开事件了，它永远会被在有关联的时候被一次又一次的拿出来。我只能往好的地方去设想它，也许这些传播会有一点点的积极意义。虽然那档节目实在是做得不怎么样。单纯的死亡事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每一次被重复提及的时候，悲伤都是崭新的。这一点我无能为力，也不打算去解决它。这不是一个能够被解决的事情。可能有些伤口你必须通过重复的揭开，重复的揭开，去让它长得更加顽强。这个事情对于我而言是伤疤，我必须一次又一次的跟它一起涅槃，跟它一起重生。因为它已经长进了我的身体里。
均由 讲述者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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