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县造城遇“部级骗子” ：注册“国发”公司，诈骗三千万

▲ 经过十多年建设，辽宁朝阳县新县城已初具规模。号称“副部级”的高广利就是利用新县城建设项目诈骗了3000万元。（南方周末记者张笛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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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县办”主任由一位已退休的部级干部兼任。某国家领导人和数位部委老领导都对“千县工程”做过批示，在“千县办”公开举办的几次活动上，也有一些退休的部级干部受邀参加。
朝阳县政府还请高广利担任新县城搬迁指挥部总指挥，当地政府一些公职人员也得听高广利的“使唤”。
见庄耀山有意参与投资建设朝阳新县城，高广利虚构了一块面积500亩的土地出让项目，说可以给庄耀山开发，但要先交1000万元保证金和2000万元购地前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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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张笛扬

南方周末实习生王辰元

责任编辑｜钱昊平

这是一个“部级骗子”常用的套路：号称在国务院下属单位上班，将北京的住处和办公室安排在“老领导”们居住的小区，有武警站岗，活动都在“不是一般人能进的地方”。

2007年，声称是副部级干部的高广利带队赶到辽宁朝阳县，表示愿意投入十多亿元，包揽该县新县城建设项目。

地处冀蒙辽三省区交界处的朝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有县无城”的尴尬局面。没有县城，县委、县政府在其他区县办公，全县城镇化率仅10%左右。

已做了几十年的“县城梦”，朝阳遇到“背景雄厚”的高广利后，迅速与他签下一系列合作协议，并请高广利担任新县城建设项目指挥部总指挥。

手持协议，高广利再找承建商，很快取得了一名台商的信任，台商先后向高的公司转款三千多万元，连合同都没签。

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台商察觉被骗后报警。2020年9月，高广利因犯诈骗罪，被北京市高院判处无期徒刑，这段往事在朝阳这个东北小县再次引起热议。

一个县的“心病”

朝阳县位于辽西山区，历史悠久，1778年定名朝阳至今。

经过十多年的建设，新县城已经初具规模，高49米的党政大楼、面积504亩的行政中心坐落在新县城中央。

新县城建成前，朝阳县有过长达半个世纪“有县无城”的历史。

1959年，辽宁省在原朝阳县的基础上设立地级朝阳市，从此朝阳县成为市辖县，之后朝阳县的版图又经历过7次大的区域调整，但始终没有自己的县城。

朝阳县政府官员何贵才（化名）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由于没有县城，朝阳县方方面面的发展都受到限制，“县政府扒个门都得看别人眼色”。过去，朝阳县委、县政府一直在朝阳市双塔区办公，为方便公务，县政府曾在大院一侧新开了一个大门，却遭到所在区交通管理部门的抵制，大门不得不锁上。

“有县无城”成了制约朝阳县域经济发展最严重的瓶颈，在朝阳市下辖的县区中，朝阳县的经济实力较为薄弱。当地媒体曾报道称，“有县无城”是朝阳县挥之不去的“心病”，“建设一座新的县城，全县人民翘首企盼”。

通过朝阳市和朝阳县多年努力，2007年2月，新县城建设项目获辽宁省批复，建设随即启动。

获批复后不到两个月，高广利来到朝阳县。曾在新县城筹建办公室工作过的何贵才，当时多次参与接待高广利。他至今还记得高广利身材略胖，身高1.7米左右，看文件时会戴上眼镜。

早在2006年，新县城项目得到省政府批复的前夕，高广利就已经获知这一信息。经人介绍，高广利联系上当时分管新县城建设的副县长于振洲。

于振洲日后回忆，高广利首次到朝阳县考察时，就自称是全国千县工程办公室副主任，致力于新农村建设，身边同行的人介绍他是副部级干部，高广利也点头表示认可。

在何贵才的印象中，高广利一行到朝阳考察时并不“高调”，当地以中等档次招待，“没有按接待部级干部的标准”，打交道过程中，何贵才觉得高广利“文化水平并不是很高”。

县年鉴记载，当时新县城建设面临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朝阳县自有财力对新县城建设可谓杯水车薪，急需上级在资金和政策上以及招商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

“财力雄厚”的高广利现身，让朝阳县领导觉得看到了希望。

“供奉”

不仅带“钱”，高广利还带了专家去朝阳，甚至邀请原农业部的人去讲过课。

专家们对新县城建设作了“听起来很专业”的指导。于振洲说，“专家都很有派头，会议很正规，规格很高，我们都感到他们挺厉害，有能力融资。”

于振洲称，县领导们都相信高广利有社会地位，有能力引进大项目，“所以都供奉着他”。

2007年4月4日，高广利以儿子的名义与两名“合伙人”成立了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下称“国发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其子占股64%。

高广利声称，注册这家公司就是为了实施新县城建设项目。成立12天后，国发公司便与朝阳县政府签订了合作意向协议书，约定国发公司融资进行新县城城市规划区土地一级开发及大凌河防洪治理工作。

协议书显示，国发公司愿对新县城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有偿投资，县政府用县城商业金融用地、居住用地进行等值抵押，抵押土地价格每亩地16万元。双方约定，国发公司负责整个项目的组织实施，县政府予以协助。

随着朝阳县和高广利等人的合作进一步深入，双方又签订了一系列协议。总协议投资达十多亿元。

一个月后，高广利等人和已升任朝阳县委书记的冯国刚一同商定了税收奖励政策。2007年9月，双方签订土地开发实施方案和委托书。国发公司被委托进行新县城城市规划区土地一级开发，由国发公司自筹资金实施征地、拆迁工作。

2007年10月，大凌河朝阳县段防洪工程建设投资合同签订，约定工程总投资3.5亿元，朝阳县承诺用6700亩土地净收益担保，国发公司投资2亿元。

签订防洪工程建设合同时，朝阳县政府还任命高广利为新县城搬迁指挥部总指挥，“全权负责该项目的全面落实”，甚至连当地政府一些公职人员也得听高广利的“使唤”。

2008年9月，高广利等人在朝阳县注册成立朝阳县国发农建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朝阳国发公司）。高广利同事向于振洲提出，因为不方便派人到朝阳办公，希望政府安排人帮忙。

当时在朝阳县发改委工作的邢广泉，被派到该公司兼职做财务工作，包括公司年检、纳税申报、资金往来等，公司公章也由邢广泉保管。

邢广泉现任朝阳县工信局副局长，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只是受领导指派，帮朝阳国发公司跑一些财务业务，并没有参与任何经营项目。

兼职期间，邢广泉曾按高广利的指示，用银行账号作了几笔大额转款。操作时，邢广泉没有过问钱的用处，“这是领导考虑的事，和我没关系”。

“千县办”的来头

朝阳县政府相关会议纪要记载，县政府与高广利商谈及签订系列协议时，高广利的身份一直都被记录为全国千县工程办公室副主任。

部分干部私下也怀疑“千县办”的性质，因为该单位“并不出名”。“但合作的事是县领导定的，没有人公开质疑过。”何贵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一名时任朝阳县委常委的官员也感到纳闷：“部级干部怎么会出来搞工程呢？”2021年5月20日，他表示当时就怀疑高广利是骗子，但由于不分管此事，就没有插手。

怀疑的人不少，但就是没人去核实高广利的身份和“千县办”的性质。何贵才对此的解释是，当时互联网不发达，难以通过公开资料求证，且高广利以儿子名义注册公司，又是去投资，当地也不方便向有关单位发函确认其身份。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千县工程办公室这一机构实际存在，但并非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也未到民政部备案登记。

该机构创始人刘玉林自称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过，主导了“千县办”的成立。2021年5月24日，刘玉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全国千县工程”起源于1996年央视农业频道一则惠农节目，2001年，12家部委联合发文，由8家一级协会联合组成“全国千县工程办公室”。刘玉林说，“这是一家公益机构。”高广利案发后，这些文件也被提交给了法院。

刘玉林手上，还保留着某中央领导和数位部委老领导对“千县工程”的批示，在“千县办”公开举办的几次活动上，也有一些退休的部级干部受邀参加。公开资料显示，“千县办”主任由一位已退休的部级干部兼任，刘玉林此前的职务是“千县办”副主任兼秘书长。

2007-2011年间，刘玉林等人曾多次以“千县办”领导的身份到基层考察调研，不少地方主要领导都出面接待了他们。

但近年来，该机构多次卷入诈骗案件。绵阳师范学院原院长苏智先在2012年“落马”，所涉罪名有一项为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就和“千县办”有关。

2007年4月，苏智先在北京通过老乡认识了“千县办”主任，即那位退休的部级干部，“千县办”主任又介绍苏智先和刘玉林认识。

打过几次交道后，苏智先向刘玉林提出，希望“千县办”帮学校筹集5亿元资金，刘玉林同意，但提出学校要先支付100万元工作经费。

双方签订协议后，绵阳师范学院如约向“千县办”支付了100万元，但“千县办”却未能在约定期限内融到资金，刘玉林反而发函给学校，称“千县办”已经撤销。100万元始终没有追回。

但刘玉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千县办”一直没有撤销。2011年前后，一位名叫孔明的人接任“千县办”秘书长，他自称孔子76代后裔，身兼“中华爱心社”社长，这也是一家没有在民政部登记备案的机构。

刘玉林还表示，绵阳师范学院后来表示不需要融资了，但是他们已经帮学校办了事，所以那100万也就没退。

孔明入主“千县办”后，做过一些与养老有关的生意，曾被网络自媒体指出有诈骗嫌疑。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上孔明时，他表示养老项目已经夭折，“千县办”目前没有开展任何实际业务。

名称误导外人

高广利进入“千县办”是在2007年前后。

经人介绍，刘玉林结识了高广利。刘玉林解释，当时“千县办”希望做一些涉农项目，但资金紧张，高广利表示有融资能力，可以为“千县工程”拉来钱和项目，“千县办”便直接给了高广利副主任的职务。后来高广利还把他谈下来的朝阳新县城项目，在“千县办”工作会议上做过汇报。

刘玉林眼中，高广利经济实力不凡，他有几辆奥迪车，称自己曾在国务院一下属单位工作，还做过大连一家机电公司的老板。但这些都无从考证。

让刘玉林对高广利产生信任的一个原因是，他去过高广利在北京的住处和办公室，位于北京万寿路，很多“老领导”在此路段居住。

高广利1963年生于河南新郑市。其代理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对外自称山东人，当过兵，曾经在大连经商。

工商资料显示，2001年，高广利在北京注册了一家名为北京圣昊纪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企业，后改名北京中水伟业投资有限公司，已于2008年注销。

2007年起，高广利等人先后至少注册了10家“国发”系公司，分别是国发文化产业发展股份公司、国发重大项目管理股份公司、国发资产管理股份公司、国发农业产业发展股份公司、国发能源发展股份公司、国发城镇化发展集团股份公司、内蒙古国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开原国发农建投资有限公司和朝阳县国发农建投资有限公司。

在涉案的国发公司中，高广利有两位合伙人，分别是靳在省和刘焕明，二人也成了“朝阳新县城项目诈骗案”中的同伙。靳在省担任国发公司董事长，刘焕明为总经理。

他们一致表示，成立国发公司的目的是实施朝阳新县城项目，除了该项目，公司没有其他经营活动和营业收入。到朝阳考察投资时，靳在省、刘焕明都和高广利一同前往。

法院裁判文书显示，三人自称是中国政法大学在职博士班的同学，靳在省和刘焕明的职务身份分别为中国农村基金会市场部总经理和投资部总经理。在民政部网站上，中国农村基金会的信息也难以查到。

这些“看上去像国企”的公司名称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外人。

2007年，台商庄耀山在北京认识了靳在省、刘焕明和高广利。庄耀山表现出对朝阳新县城项目的兴趣后，他们多次带庄耀山到朝阳考察，见了时任副县长于振洲，他们还向庄耀山出示了国发公司和朝阳县政府签订的一系列协议。

庄耀山日后在作证时指称，高广利说“千县办”是国务院下属部级单位，由国务院下拨预算，国发公司是国务院审批的千县工程实际执行单位。但庄耀山未对高广利所言进行考证。

见庄耀山有意参与投资建设朝阳新县城，高广利虚构了一块面积500亩的土地出让项目，说可以给庄耀山开发，但要先交1000万元保证金和2000万元购地前期款。

2009年3月至2010年9月，庄耀山分数次向国发公司转了3000万。但高广利等人一直未提供购地的合同或文件。

同伙成证人

钱转了，项目却迟迟没有进展。2011年，庄耀山联系朝阳县政府，才知道高广利等人未将3000万元支付给朝阳县政府，国发公司、“千县办”也没有参与新县城项目的招投标。

实际上，朝阳的新县城建设项目本身也经历了一些波折。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地方政府新建楼堂馆所受限，朝阳新县城项目搁置。直到2010年，新县城建设项目才重新获得辽宁省政府批复。

朝阳县一科级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项目重启后，当地发现国发公司迟迟没有投入，转而寻求其他合作方。最终参与朝阳新县城建设的公司多为朝阳市本地企业。2011年7月，新县城举行了开工典礼。

高广利在日后供述中表示，承揽新县城项目的前提是国发公司至少需要投资十多亿元，国发公司当时进行过社会融资，但只有庄耀山投资了3000万元，资金缺口很大，项目就终止了。

察觉被骗后，庄耀山多次向高广利等3人要钱，但一直没有结果。2014年5月，庄耀山还曾致函朝阳市政府、朝阳县政府，要求返还3000万元投资款。但朝阳县表示，县政府只与高广利等3人商谈过合作事宜，没有与庄耀山有过任何合作项目。

2015年9月24日，庄耀山向警方报案。2016年3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将高广利控制。

高广利的代理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高广利被逮捕后，两个同伙靳在省、刘焕明被另案处理，先是取保候审，后来并没有被起诉，高广利受审时，两人转而成为指证高广利诈骗的证人。

2017年9月，北京市一中院以犯诈骗罪判处高广利无期徒刑，责令退赔3000万元，发还被害人。

高广利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19年，北京市一中院作出了与原审相同的判决，高广利再次上诉。2020年9月，北京市高院维持原判。

庄耀山的代理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法院判处高广利退赔3000万元至今没有执行，高广利方面称已没钱偿还。

与高广利商谈时担任朝阳县委书记的冯国刚、县长曹以民、常务副县长赵小宏至今已悉数落马。

高广利案终审宣判时，“千县办”已人去楼空。“千县办”公开的办公地址为北京市广渠门长保大厦，2021年5月19日，南方周末记者走访该地，保安称“千县办”已于几年前搬离，之前遭人讨债，还有人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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