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初中生打架背后的权力之争

我说，这不明摆着，陈、张二位领导原本就有梁子，儿子打架是引子，老爹老妈再一“点炮”，这就较上劲了，学校改造工程恰好撞到了枪口上。

配图 |《学校2017》剧照

2019年底，我在省媒法治新闻版一起腐败案处理结果的报道里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记忆中，以前他在媒体的公开称呼一直都是“陈X处长”。

我把文章转发给教导员，问他这是不是之前跟我们打过交道的那个人。过了一会儿，教导员回了信息：“是的，意料之中。”

我当时想起来，几个月前，教导员就告诉我，当年我们另一位“老相识”——“张副厂长”——被处理了，“过不了多久，陈X就会是同样结局”。

我还在唏嘘感慨这俩人的下场果真被教导员说中，教导员又发来一条信息：

“早说过，这俩货心术不正，迟早的事儿！”

知道陈处长和张副厂长，是在2015年。

那年9月，我和同事处理了一起涉校案件。案情很简单：东方中学两名初二学生陈东和张龙在课间上厕所时发生了一点摩擦——因为人多拥挤，陈东不小心推了张龙一把，张龙没站稳，一脚踩进了小便池里。虽然陈东立即道了歉，但张龙因为鞋子已被污物浸透，回身就打了陈东一拳；陈东道了歉却依旧挨了一拳，气不过，又推了张龙一把。

随后两人扭打起来，有同学迅速把厕所里的事报告给了值班的政教处朱老师，朱老师闻讯赶到，把正在打架的两人分开，然后带到了办公室。本就是个很小的摩擦，两个孩子在朱老师面前很快就握手言和了。鉴于张龙的鞋子和陈东的校服都已经弄脏了，朱老师通知了两人的班主任，让他们各自负责联系学生家长来趟学校，把孩子带回家去换衣服。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两方家长来到学校后，却发生了殴斗。

我和同事接警赶到学校时，家长们已经被老师和保安们分开。陈东奶奶正在办公室跟陈东班主任谈话，陈东爷爷面颊和手臂上带着几处新鲜的抓痕，满脸怒气坐在椅子上抽闷烟，一见我们，便开始嚷嚷：“你们还能再慢点不？再晚一会儿我就被人打死了！”

我们从接到报警到赶至现场只用了七八分钟。我和同事没接他的话头，直接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气呼呼地“哼”了一声：“还能发生什么？被打了呗！”

“真他X的‘老子流氓儿混蛋’，这一家子就是流氓、地痞！”陈东爷爷用手指着自己的脸怒斥道。

陈东奶奶看见我们来了，也走过来说：“我也被打了！”

我看见她的上衣有几处被拉扯过的痕迹，一侧的口袋已经撕裂。她又从兜里掏出一把东西——是一只碎成几段的玉手镯。

同事摘下执法记录仪准备拍照，我转头问朱老师另一方在哪里，还未等朱老师回话，就见另一群人闹哄哄地挤进了办公室，有人大声骂道：“他们才是混蛋，不讲理，打了人还恶人先告状！”

说话的也是老两口，年纪看上去跟陈东的爷爷奶奶差不多，我猜是张龙的爷爷奶奶。两个老人身边簇拥着另外几位学校老师，一边说着好话劝慰，一边阻挡他们上前动手。

眼见几个老人又是一副剑拔弩张的态势，我急忙招呼朱老师说，还是把两边分开。朱老师一脸愁容，劝张龙的爷爷奶奶先去隔壁办公室。张龙奶奶十分不满，在门口大喊：“我们也报了警，警察为什么不先来我们这边？”

无奈，我让同事先处置陈东的爷爷奶奶这边，自己则赶忙跟去了另一边。

与那一边的情况相似，张龙爷爷说自己挨了两拳，张龙奶奶的衣服也在拉扯中被撕坏。

“我这衣服买的时候花了一万多块，才穿半月就被他们弄成这样，必须照价赔偿！还有项链，也被那个婊子养的扯断了！”张龙奶奶满脸怒火，然后从兜里掏出断掉的金项链放在我面前。

我本以为可以做现场调解，但一看又是玉手镯又是金项链，看来双方损失都不小，只能在征求了双方意见后，让他们先去医院验伤，之后再去派出所处理。

老人们走后，我把朱老师叫到一旁，问他冲突究竟因何而起。

“我也不知道……”

朱老师解释说，以他的经验，他最初是不想通知两个孩子的爷爷奶奶来学校的，“咱都知道，隔辈亲隔辈溺嘛”，于是先联系了陈东和张龙的父母，电话里他们都很讲道理，说孩子在学校打闹很正常，解决了就好。只是因为是工作日，两个孩子的父母都没时间来学校，最终还是只能让各自退休在家的老人来接孩子回家。

两家老人到了学校后，起初也都很客气，虽然都心疼自家孩子，但也都保持了应有的体面。陈东爷爷替孙子向张龙爷爷奶奶道歉，张龙爷爷还大度地说：“谁家孩子还没个磕磕绊绊的。”陈东奶奶提出给张龙赔双新鞋，张龙奶奶也同意了。

双方老人就这样在融洽的气氛中沟通完了，临走时，朱老师和两位班主任还把他们一起送出了学校办公大楼。可是，朱老师回到办公室还没来得及喝口水，就接到学校保安的电话，说四个老人在学校门口打起来了，让他赶紧下来。

“两个老太太互相扯着头发，陈东爷爷拎着校门口的铁锨要打张龙爷爷……我们赶紧上去拉架，陈东和张龙两个孩子都在旁边，感觉都吓傻了。”朱老师描述着当时的情景。

我感觉这事有点莫名其妙，问朱老师：双方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没解决清楚？朱老师拍着大腿说：怎么可能呢？然后回了办公室拿出一张信纸递给我，说是之前为了保险起见，还让双方签了“调解书”。

“你们问出来是为啥打架，也跟我说一声。”朱老师说。

我和同事回到派出所后不久，两家老人也相继到了。他们拿着各自的验伤报告，病历上都只写着“软组织挫伤”，并无大碍。但两个老头都说自己有心脏病，一番折腾后心脏都不舒服，还要进一步检查。

与病历同时交给我们的，还有几份单据，它们着实让我和同事惊讶不已：陈东奶奶拿出的是玉手镯的购买票据，上面的金额是5万多；张龙奶奶带来的则是损坏的上衣和金项链的发票，两样合计价值也在4万左右。

以往遇到类似情况，一般有两种方式处理：一是做治安调解，双方各自赔偿对方损失后握手言和；二是治安拘留，双方各自寻求司法途径解决。

鉴于4个老人年龄都过了65岁，我和同事更倾向于治安调解，但当我询问双方的意见时，他们却对上述两种方式一致表示不满，都说明明自己是受害者，警察处置对方即可，为什么还要处理自己。

我费了半晌口舌才跟老人们解释清楚——按照程序，我要了解双方动手打架的原因，才能明确权责归属。

陈东奶奶随即说，“还不就是因为一双鞋”。

“我们在学校不是答应赔给他们家孩子一双新鞋嘛……”陈东奶奶说，当时对方也同意了，“正好家里有双先前给孙子买的运动鞋，600多，还没穿过”，她看两个孩子的身形差不多，便提出直接把那双鞋子给张龙。没想到张龙的奶奶不同意，“她说她家孙子脚上那双鞋是什么‘限量款’，价值4000多块——警官你觉得可能吗？一个初二学生穿4000多块的鞋子？我们不是不赔，但她这不是明摆着讹人吗？”

之后双方就在校门口因为赔鞋子的事发生了口角。“她说，你们家穿不起不代表别人家穿不起，原本也没想让你们赔，谁让你们在老师那里‘放嗨’（说大话）……”陈东奶奶称，张龙奶奶借着这个话题，又扯出了一些别的事情，结果双方矛盾一下升了级。

我问张龙奶奶又扯了什么事？陈东奶奶刚要说，却被老伴制止了。陈东爷爷截住话说：“那些事儿与打架无关，就不在这里说了。”

做完陈东爷爷奶奶的材料，我转去张龙爷爷奶奶那边。老两口说的情况跟对方相差无几，张龙奶奶说，鞋子确实是限量款，也的确是4000多块买的，孙子有收藏限量款运动鞋的爱好，家里不止这一双。

两边的材料做完之后，双方便僵在了这步，对于赔偿一事，谁也不愿让步。陈东家提出了5万多的赔偿要求，张龙家也提出4万多的赔偿要求。同事让张龙家这边出1万块钱赔给陈东家，但两边都不答应；同事说都不答应那就不走治安调解，按斗殴算，大家一起去拘留所，两边又都沉默了。

最后还是值班教导员下来给大家解了围。他把两家老人都叫去了办公室，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后给我打来电话，让我打印好“治安调解协议书”送进办公室。

同事说，还是领导水平高，一出马双方就同意了治安调解。卷宗存档时，我特意看了一眼双方的约定——各自承担自身经济损失，此后不再追究。

我问教导员用了啥办法搞定了这几个老头老太太，教导员说，他给双方子女打电话说了情况，原本希望他们能相互承担经济损失，但两边子女接了电话后都说算了，就不追究了，于是老人们这边也就没再说啥。

我当时还和教导员开玩笑说，经验告诉我们，有钱人不能轻易打架，不然分分钟损失上10万，教导员只是笑了笑。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半月之后的周五下午，我突然接到教导员电话，让我周末别出门，说是约了陈东和张龙的父母，过来聊几句。

我有些纳闷，说不是已经处理完了吗？教导员叹了口气，说，我们的程序确实走完了，但周末的事情，算是给东方中学帮个忙。

第二天一早，东方中学的朱老师和刘副校长就来了派出所。在教导员办公室里，我才知道要给东方中学帮什么忙。

陈东和张龙的父亲都不太普通——陈东的父亲是市里某部门的处长，张龙的父亲则是一家国企的副厂长，行政级别上与陈东父亲相当。此事之所以牵扯到东方中学，是因为学校从前年开始，就筹划改建和扩大校舍项目，资金审批权归陈东父亲所在的单位管，而扩建学校所需的新地皮，则来自张龙父亲的企业。

原本学校的工程项目审批进展顺利，但到了最后关口，两家单位却以各种理由相继叫停了项目。刘副校长一头雾水，后来多方打听，才从一个“知情朋友”的口中得知，是因为陈处长和张副厂长都对之前儿子和父母在学校发生冲突的处理结果不满意。

“他们都觉得自家在那件事上吃了亏、丢了面子，尤其是两边的老人……所以最后把矛头都指向了学校，怪我们处理得有问题。但那件事我们尽力了，最后也是你们派出所出面做的调解，你说现在不是……”刘副校长一脸无奈，欲言又止。

我猜他可能想说“神仙打架凡人遭殃”或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只是纠结半天，没敢说出来。

我明白了刘副校长此行来派出所的目的，但却不理解陈处长和张副厂长他们的意思。按道理，学校对于两个孩子打架的事处理还算妥帖，派出所最终也调解了两家老人的冲突，而且事先也都通知了二人。如果对处理结果不满，他们完全可以直接找来派出所，何必把火烧到学校头上？

“唉，也算我们倒霉，其实这个陈处长跟张副厂长之前就有梁子……”刘副校长说，那个“知情朋友”告诉他说，陈、张二人以前在同一机关单位供职，因为一些事情，关系很僵，后来张副厂长离开机关调入企业，也与陈处长有关，所以两家人一直不对付。学校之所以来派出所寻求帮助，也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想因为双方孩子和老人之间的摩擦，耽误改造工程，毕竟，这关系到学校上千学生的切身安全。上次的事是通过派出所处置的，所以这次刘副校长也想借我们的地方，看能否“把话跟两位领导讲清楚”，毕竟自己哪边都得罪不起。

教导员随即说，如果陈、张两位领导是对之前派出所这边的调解工作有异议，我们有义务解答清楚，至于其他的事情，还是建议学校方面另想办法，毕竟现在上面有要求，公安机关不能掺和一些与警务工作无关的事情。

刘副校长点头说好，请我们解答清楚就好。

虽然此前教导员提前跟双方约了时间，但我们几个人等到10点多，陈处长打来电话说单位临时开会来不了，半个多小时后，张副厂长也发来信息，说自己那边有突发事件，抽不开身。

既然这样，刘副校长也不便再说什么，客套一番便起身告辞。到了停车场，朱老师还从车子后备箱里拎出两盒礼品，说是学校的一点心意。教导员赶紧推辞，说分内之事使不得。

我扫了一眼车的后备厢，里面塞满了一样的礼品盒。朱老师见我发现了他的“秘密”，无奈地笑着说：“你懂的。”

送走二人后，教导员问我怎么看此事。我说，这不明摆着，陈、张二位领导原本就有梁子，儿子打架是引子，老爹老妈再一“点炮”，这就较上劲了，学校改造工程恰好撞到了枪口上。

我问教导员那天他在办公室联系两边子女时，这两位领导都说了啥？教导员说，电话里他们都很正常，能听出来他俩确实互相认识，也没有要计较损失的意思，两边的老人也是都听出儿子的意思，最后才同意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的。

“咱们的处理结果没有任何问题，但当时我也有点蹊跷，后来还专门跟法制科的同事聊过，法制科的人说，像他们这么大的损失，一般是没法通过治安调解解决的，单是‘划价’这事儿我们就做不了主。如果真想挽回损失，只能打官司，派出所出的调解协议书可以作为一项证据——但也没听说他们要打官司啊。”教导员说。

“对啊，按说对调解结果不满，应该来找我们才对，如果双方都不满意，可以去公安局申诉，申诉不服再去法院起诉——可他们逮住学校使什么劲呢？”我也十分不解，“难不成学校能给他们补偿这笔损失？”

“他们打架时你看到没？”教导员没接我的话，而是问了我另外一个问题。

我说自己和同事到现场时他们已经打完了。

教导员思索片刻说：“算了，这事儿不归咱考虑。”但他似乎又有所担心，让我把当时给两家老人做调解时的监控录像和调解文书保管好。我说文书已经入档，字是在你办公室签的，没有录像。教导员把他的执法记录仪给我，说他当时留了心，都录下来了。

“我怎么觉得这事儿里透着邪乎呢？”教导员说。

教导员直觉这事“邪乎”，主要来自于两个原因。

首先，刘副校长称陈、张之间有梁子，教导员却感觉“不太对劲”。

陈处长和张副厂长，这俩人他都认识。他和陈处长是发小，两人一同读到初中毕业，教导员去当了兵、陈处长去读中专。后来教导员转业回到本地工作，还跟陈处长共事过一段时间。以前两人关系挺好，但这些年却渐行渐远了。

“他是个无利不早起的人，不该干公职，应该去做买卖的，咱跟他不是一路人……”教导员说到这里便不再说下去了，我大概能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至于张副厂长，教导员说此人和陈处长是“一路人马”，自己与他也只是点头之交，“听说之前是因为犯了啥错误才调离了原单位”。他记得陈、张两人关系一直不错，前段时间，还在饭店见到两人勾肩搭背。

我说，刘副校长不是通过“内部朋友”打听来的嘛，应该靠谱的，这年头，只要朋友关系掺杂了利益，翻脸还不是一瞬间的事情。教导员没说话，看上去并不同意我的想法。

另一个让教导员感觉“邪乎”的地方，是之前两家老人提出的“经济损失”：“你觉得他们那些东西真值那么多钱吗？”

我说我哪懂，只是听说玉手镯金项链这类东西价值很高，奢侈品衣服也很贵，既然当时双方都拿来了票据，我就按照上面的价格做了记录。

教导员说，那天他在办公室里也看了双方损坏的财物。衣服的贵贱他不懂，但陈东奶奶的玉手镯，他觉得没那么值钱，张龙奶奶的金项链，他掂着分量也不对。让他觉得蹊跷的关键一点，是双方最初都要求财物损失“走法律途径”，可当他提出双方把损坏物品拿去物价局定价（这是处理此类事件的正常程序，之后走法律途径用得着）时，双方的老人都说不去。

教导员起初以为是老人们怕麻烦，说可以把东西留在派出所，反正最近所里有盗窃案需要拿赃物去物价局定价，可以一并帮忙做了，但双方仍是拒绝，那态度让教导员感觉，正是自己提出的去物价局定价的建议，才让他们彻底下了“治安调解”的决心。

“你的意思是双方都在撒谎，都打着谱讹对方一笔？”我问教导员。

他笑了笑，说这要这样反倒省事，就怕两边的目的都没那么单纯。

我一头雾水，教导员只撂下一句，“闲聊，猜测而已，别出去乱说”，便回了办公室。

东方中学的改造项目就一直卡在那里，本来学校一栋旧教学楼已经清空准备拆除重建了，但眼见开工无望，校方只能无奈地把学生安排回去继续上课。

一个多月后，我在一次重点单位检查时又遇到朱老师，问他陈张两家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朱老师苦着脸说，“还是那样”，他和刘副校长先去了陈张的单位很多次，但都没有结果：“陈处长和张副厂长都是‘有水平’的领导，任凭我们怎么说，人家就是不往打架那个事儿的方向聊……”

朱老师说，后来实在没辙，他和刘副校长只能主动提起之前陈东和张龙在学校发生冲突的事情。但两位领导像商量好了一样，都说学校的处理方式没错，他们表示认同和感谢；至于双方老人在校园发生的冲突，两位领导则都说那是自己的家事，是通过派出所解决的，“有问题会找派出所，不关学校的事”；唯独一聊到东方中学的改造项目，两位领导立刻切换成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都说叫停项目是“上级指示”，他们也都是奉命行事。

问项目叫停的原因，陈处长说，资金下发还需要再开一次会，但主要负责领导有一位外出学习、一位出国考察，都没回来；张副厂长则说，地皮原本是要给东方中学的，但现在因为一些“客观因素”，厂里还需要做一些工作，但对于具体情况，张副厂长只说“暂时也不好透露”。

两位领导都劝刘副校长“不要着急”，陈处长说“好饭不怕晚”，张副厂长说“好事多磨”，总而言之，就是还得继续等，而且按照两人的说法，至少还要半年以上。

“我们也不知道两位领导说的原因是真是假，但真等半年，黄花菜都凉了。后来刘副校长说，看来咱们得‘出点血’才行，于是又分别去了两位领导家里……”

去单位办公室不能带礼品，但去家中拜访就不一样了。刘副校长带着朱老师买了茶叶、烟酒之类的礼品上门，但结果还是一样，“茶叶和烟酒都不收，后来我们再去，人家连门都不给开了，还说现在反腐败很严，让我们不要打歪主意”。

我说，或许真是上面要求呢？

朱老师苦着脸说，该打听的都打听了，哪有什么“上级指示”？“几年了，一直就是他俩负责，之前也没说改造项目不行，现在却突然变了卦。刘副校长说，早知如此，当初哪怕他自个拿钱给张龙赔那双运动鞋，只要两边老人不在学校打起来，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些烂事儿了。”

我说，你们有没有去了解一下老人们的情况？如果陈、张二位领导真是因为父母的事情相互置气，或许做通了双方老人的工作，他们俩那边也就通了。

“唉，去了，老头老太太们倒是茶叶烟酒来者不拒，但见面只说两件事儿——头一件就是拜托我们照顾好他们的孙子，说大人的事跟小孩子无关。为了让他们满意，我们让陈东和张龙都当了班干部，又安排了专门老师帮他们补习功课，能想到的‘照顾’都用上了，他们也都表示满意，但我们一说起项目的事，老人们就说那是孩子他爸的公事，他们插不上话……”朱老师叹着气，说他和刘副校长眼下也没辙了，实在不行，也只好等着了。

“那第二件事呢？”

“哦，对了，第二件事跟你们有关，我也跟你提个醒啊——两个孩子的爷爷奶奶一再说你们派出所处理事情不公道，他们都不满意，说是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之后肯定要去你们的上级部门反映情况。他们两边都不是什么善茬，你们也得提前有所准备啊。”

我有些吃惊，之前他们签调解协议时已经承诺此事不再追究了，现在为何又对朱老师说这种话？

我谢过朱老师的提醒，回去后把情况跟领导反映。教导员听后一脸不屑：“咱身正不怕影子斜，都是按法律规定和执法程序办事，他们爱告告，爱去哪儿告去哪儿告，还怕他们不成。怎么着，讹不着学校准备来讹警察么？”

我愣了一下，问“讹学校”是啥意思？

教导员笑了笑，说：“没啥意思，随口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