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的，以为终结就是最后，所有事情的最后。并不是。终结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也正是因为有终结、朝向终结，道德实践才能成为可能，才有可能有信仰。
各位一席的朋友、观众，你们好。因为疫情的状况一直没有改进，我只能远距离地用视频的方式，去代替跟各位直接面对面的交流，希望各位能够谅解。因为这次疫情蔓延得蛮久的，对所有人的影响都很大，所以我想谈一谈我个人对疫情Covid的一些看法。其实这次疫情会让我想到上一个世纪的时候，在1981年爆发的艾滋病。80年代初，我在欧洲求学、学习、认知，曾经多次从巴黎去纽约找朋友。那段时间实际上是艾滋在纽约乃至整个美国，特别是文艺圈里面开始爆发的时期，影响非常大。关于艾滋，那个时候比较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剧作就是《美国天使》（又译《天使在美国》）。库什纳这个剧作家野心很大，在《美国天使》这部剧里面就是招魂、招灵，所有都招回来。基本上他就是要把它们超越（transcend）；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清洗（katharsis），是对他们那个时代艾滋对人造成的创伤（trauma）的一种清洗。
▲《美国天使》剧照
走过那个年代的人，身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至亲、好友或爱人，在那次世纪性的劫难里面走了。对他们来讲，这几乎是像天谴一样。
很巧，我最近刚好在奈飞（Netflix）上面看了努里耶夫的纪录片。他也是那段时间被艾滋带走的天使。
在努里耶夫的纪录片结尾，他回到他出生的地方。那个时候他已经是重病，只能躺在床上看排演。甚至最后公演的时候他也一样，处在非常非常衰弱的状况。除了努里耶夫之外，我最近在《纽约时报》看到了一篇报道，是关于美国大画家、被认为是绘画很重要的领头人物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
他是一位两栖创作者，之前还拍过电影，比较广为人知的就是《巴斯奎亚特传》（又译《轻狂岁月》，1996）。
巴斯奎亚特是他们同一个时期很重要的美国画家，后来因为吸毒过量过世。
▲ 巴斯奎亚特。©Julio Donoso/Sygmavia Getty Images
朱利安·施纳贝尔的画作，大部分都是用一大堆破碎的碟子、陶瓷，贴在巨大画幅的画布上面。
刚好他最近在美国东岸、离纽约不远的一个美术馆办了一个画展。他这次展览又回到他80年代初的那种巨幅绘画的风格。有些是一系列的，很多张，跨越的年代将近20年。
虽然朱利安·施纳贝尔画的题材或者电影的创作，并没有直接触及他们那个时代的“黑死病”——艾滋。但他整个创作在图像上面的转变是蛮有趣的。假如我们仔细比较一下，他80年代的作品其实是非常狂野的，用色更为厚重，用了非常多的大地色系，甚至黑色。可是你看他今年这次展览（因为疫情，我当然只能透过网络看到），他整个思绪就变得非常抒情。虽然一样用的是拼贴，但是整个画面是非常平静的。而且整个色系基本上是一种非常温暖、中间色调的、很明亮的色彩。
朱利安·施纳贝尔他通过不一样的媒材，在绘画上做了一些反思。特别是在梵高的这部电影《天堂门》（又译《永恒之门》，2018）里面，电影最后结束在梵高快断气前，照顾他的医生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画？演员威廉·达福饰演梵高，他就讲：“我画画是为了不要去思考，不要去思想。”回过头来再看他另外有一部电影，一般被认为是他非常成功的商业电影，叫《潜水钟》（又译《潜水钟与蝴蝶》，2007）。那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原本是某时尚杂志主编的重要人物，后来变成了渐冻人。朱利安·施纳贝尔从渐冻人的角度，去讲他跟生命世界的接触几乎已经完全断裂了；他原本生活的那个活生生的生命世界，原本具有的非常强大的沟通能力、我们日常的口语或身体语言去沟通的能力，完全丧失掉了。可是在这些丧失掉之后，他的意识跟意志仍然残存在那里。他可以用仅存的可以控制的眼睛的眨动，去转换成为另外一种语言。这其实会让我想到很多。眼睛原本是做什么的？眼睛原本是用来观看的，原本是一种视觉的（optical）、光学世界的沟通。它在我们人跟世界的沟通当中，在众多感官里面是很重要的，有时候甚至会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的生命世界跟外在自然的一种直接沟通。语言在哪里？这不就是另外一种语言的起源吗？很奇妙的！是透过像摩斯密码一样，通过很微细的眼睛眨动，构成一种最简单的符码，再由这个符码来翻译、转译，变成语言文字。我会讲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艾滋病其实是第一次让人类感受到一种从来没有认识过的病毒突然之间的入侵。而病毒怎么样入侵？其实病毒是另外一种符码，基因上的符码，它汲取、转换、欺骗、入侵、寄宿等等。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潜水钟》里面拍摄的渐冻人，他丧失了跟世界的沟通，其实不正是艾滋病对于整个时代的一种隐喻、一种象征吗？
▲《潜水钟》剧照
因为我们知道，艾滋病病患到最后，T细胞的扩大让很多人丧失视觉，没办法观看，甚至陷入精神疾病的状态。当然更不用讲它对于人的身体——那种外在的、原本很漂亮、很健康的身体状态的完全的摧毁。我们回想一下，在朱利安·施纳贝尔的画作里面，陶瓷杯子、盘子等碎裂的器物拼贴在画面上，然后在这些碎裂的器物上面画人物。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在想象和传递他对那个时代比较深沉的一种再现、象征、隐喻。他最近的这部《天堂门》中梵高的疯狂，80年代的《巴斯奎亚特传》，包括《潜水钟》的渐冻人，基本上都是某种对疾病的回想。艾滋刚出现的时候，大概在1981年左右出现了被官方认定的第一个病例。当时这种病被高度地污名化，普遍认为是毒瘾犯、同性恋等少数群体才会感染的疾病。类似像19世纪的梅毒，是一种跟性有关的，跟放纵、不道德有关的疾病。有人甚至会觉得，跟这些人有身体接触也会被传染。比如像福柯，他走了，报纸上绝对不会讲他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而只是说他得了肝癌之类的病。而且艾滋病出现之后，其实超出了那个时候的医疗系、分子生物学，还有任何病毒学研究的认识。大家甚至都还不清楚，它的病毒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连它的起源在哪里都有争执。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在当时的医学范畴、医学知识和广义的生物政治的范围里面，出现这样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新的病毒和流行疫疾，对于当时的人来讲，几乎是一个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承认的事实。因为大家都认为，以当时科技的进步,任何疾病绝对可以找到治疗的方式，当然也不认为它会有多大扩散的可能性。事实上除医疗之外，在当时的思想界里面，对艾滋病的认识也基本上是采取一种半遮蔽的状态。半遮蔽的状态也就是说，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可是却拒绝去分析它、去认识它。所以法国一直到1993年，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e Glucksmann）出了一本书，叫做《世界的裂隙》(La Felure du monde)。因为法国在80年代的时候捐血血库的污染，造成了很重大的社会事件，引起了蛮大的反省。他就写了这样一本书，反思艾滋病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到了20世纪，随着各种生物科技的进步、医疗科技的推进，核心思想其实都还停留在19世纪巴斯德的观念里面，也就是健康、卫生，以及没有疾病是不能被治疗的这种迷信思想。随着第一次大战爆发，人类第一次经历了破坏性巨大的科技性战争。在一战快结束的时候，西班牙流感造成了全球性的、非常巨大的威胁跟破坏。人类在一种还不知道、很不清楚的状态下，被西班牙流感所破坏、摧毁、威胁。▲ 纪录片《西班牙大流感：历史的警示》节选
西班牙流感事实上从1918年一直拖到将近1930年前后才真正地被控制下来。可是伤亡是惨重的。一个现在还不太确定的数字是，它至少造成了4000万到5000万的人口死亡。所以西班牙流感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之巨大，事实上是远远超过一种疫疾的程度，它造成的是一种全面性的影响。那个时候在苏维埃联邦，出现了非常多大的实验性艺术，包括社会主义结合工艺跟现实的艺术，包括建筑，比如“都市计划”。还有马列维奇这种极简的、抽象的至上主义（supremacy）的绘画。
电影当然根本更不用讲，有非常有名的爱森斯坦，开创了我们现在整个电影界最重要的蒙太奇理论。剧场我们都知道，除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之外，梅耶荷德那个时候把他在一战之前开始实验的一种叫做biomechanic生物力学的表演方式大量地应用在苏维埃联邦，在列宁掌政的那一段时期。那几乎是一段非常黄金的时代。
▲ 梅耶荷德的生物力学剧场
在西欧，德国在一战战败之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魏玛。我们知道魏玛的重要性是全面性的，文化、哲学等等各种各样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包豪斯就是在那段时期出现的。
同一个时间，我们都知道还有蒙德里安在荷兰的抽象绘画。
非常有趣的是，反倒毕加索在这段时期不再是像他在立体派的时候是那种非常前卫性的，他反倒慢慢转回到一种写实的绘画。▲ 左：毕加索《扶手椅上穿连衣裙的女人》，1913在当时，整个西欧、欧洲几乎处在一个完全虚无的，真的是彻底虚无的、不晓得走到哪里的状态。也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的氛围下，像蒙克这样的画家，还有托马斯·曼、里尔克等等这些重要的作家，都在这个时候出现。
随着20世纪医学的发展，特别是1940年之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人类对于生命、生物的认识，包括染色体，包括DNA、RNA等等，其实已经有了非常长足地不一样。
所以当这些累积到80年代的时候，艾滋病的出现完全改变了人类，人类终于第一次面对一个如此巨大的流行疫疾。疾病已经不只是疾病了，疾病成为一种社会、国家，以及人之间的一种重大的、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挑战。这一次的疫情COVID，当然又跟80年代的时候出现的艾滋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它的变种速度远远超过了先前任何我们看到的疫疾病毒。2019年，在COVID正好在酝酿、正要在国内爆发的时候，我刚好在上海龙美术馆办我的摄影个展。那次展览刚好是在2020的1月初结束。这完全是一个巧合。其实生命有时候是蛮奇怪的。在那段期间，我感染了一种很奇怪的热带病，叫恙虫。恙虫是一种眼睛看不太到、很小的病毒。它只有在夏天，或者在热带地区才会有，致死率70%。2019年12月，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就被咬了，差一点走。那段期间，我其实已经有一些弥留的状态了，遗言都交代给儿子。也是没有药，就是用抗生素来打。好不容易。之后一月的时候，我非常高龄的母亲走了。那段时间我经历了蛮多身边的死亡。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母亲走的那一天，武汉爆发疫情，刚好同一个时间。好巧。有时候历史就会找人开玩笑。所以那段时间在我个人的生命中，在跟我自己、跟母亲的这种交流中，你可以嗅得到那个东西——死亡。应该在场有很多人都曾经被隔离过。在这种隔离的生活经验里面，我们整个的生命世界、跟外在世界的接触，都彻底改变了。这种彻底改变，最低级的就是时间感。你的整个时间感会变得很具体、很沉重，变成有重量。然后是空间的压缩。因为隔离只能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里面进行。这种压缩的空间、封闭的空间，改变了时间本身的特质，让时间变得非常真实，甚至有压迫感。而在这种激烈的改变下，我们的五感——嗅觉、听觉、视觉、感觉，甚至口腔——所有的都完全改变了。简单讲，我们的感官经验步入了另外一种状态。我自己也曾经被隔离过，那段时间我经常会想到，那种状态其实有点像早期在希腊、罗马或者非西方的一些原始部落社会里面，假如认为你被恶灵或者被“不洁的事物”污染了，或被魅惑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被关在部落外面。或者在希腊，你就不能进入城邦了。你就成为像印度种姓制度里面的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仪式，或者可能要去做一些奉献、一些祭奠，你才能够清洗掉所有的这些迷障。这样几千年下来，换成现代的这种隔离，其实不正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清除、另外一种仪式性的行为吗？ 在这里我就想到，戴口罩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保护措施。可是戴了口罩，形成了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安全距离。假如我勉强来借用列维纳斯的哲学语言来讲，我们不再可能面对面了；我们跟他者的关系是以距离来衡量的，而如果这个联系没有了，那就会造成致命的威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思考，当有一天我们可以面对面的时候，当有一天社会距离不再是强制性、必须性的时候，那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会是怎样的？什么是他者？我对他者的责任是什么？我跟他者的关系是什么？甚至什么叫作爱？什么叫作憎恨？这时候或许会重新获取另外一种意义。有时候我会想到（当然已经有太多人这样讲过），什么是历史的终结，The End？终结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的，以为终结就是最后，所有事情的最后。并不是。终结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也正是因为有终结、朝向终结，道德实践才能成为可能，才有可能有信仰。所以终结并不是像我们所有人讲的，所有东西都断裂，所有东西都结束，所有东西都取消，并不是。终结是所有东西建基的开始，基础的开始，希望的开始。面对这么巨大的灾难，我想人作为万物里面唯一可以有理性思考的生物，应该会有很多很多可能性的发展。这大概是为什么，我会对这次疫情带来的思想、艺术、创作，有这么多联想和期待。
最后，我想借用康德在《第三批判》里面曾经提到的一段话：人往往觉得自己是天地之间、万物之间唯一具有智慧、唯一具有道德感、唯一可以作为万物之主的骄傲。可是他说，事实上是这样子吗？
他说不见得。他说，人其实随时都要承受饥荒、瘟疫、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社会彼此之间的撕裂。人其实不断地要去面对这些巨大的挑战。除了这些挑战之外，人类其实要不断地不能把他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幸福放在第一位。康德在他的《第二批判》跟《第三批判》里面反复在讲一句话，他讲自由是什么，自由是我们必要的道德立责，自由是让我们完成责任。我们的幸福是什么？我们的幸福就是，让责任能够在这个自由的原则下完成，这个时候才真的幸福；而不只是以个人的欲望、个人的倾向、个人的喜好，或者以自己为唯一的中心。所以自由不是最终的目的。自由其实是人的所有行为、道德立责的很重要的一个先念性的基础。这听起来好像有点老生常谈，但如果放在今天，也许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策划丨张畅
剪辑丨都大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