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大变局不是谁取代谁、谁消灭谁，而是对人类福祉的探索”——走出单一发展观重思美好世界秩序｜来自“边缘地带”的震荡与革新①

关注全球治理中的“边缘地带”，是全球化带来的现实思考，也是时代变局下的客观必然，更是大国视野的未来想象。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不同学科有必要共同讨论由全球化/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所引起新的全球治理问题。边缘是一个社会化过程，是事实，也是想象，更是构建。任何个体、集体、地区、国家，甚至文化、观念、思想等——一切有形或无形的“存在”——都有成为“边缘”的可能。“边缘地带”这一主题，似乎暗示着边缘/边缘性是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二分法的必然产物。

加拿大出生的希腊裔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以《全球通史》闻名于世，但我认为他更大的贡献在于其更具人类关怀的著作《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这是一部研究被殖民“落后地区”发展的开拓性著作。比如，书中认为，“在葡萄牙人出现之前，非洲总体上与旧世界的其他大陆保持同步”；“在现代，欧洲人通常将非洲与野蛮、流血和落后联系起来。这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合理化”。从长时段来看这些论断，能想象今天人们印象中所谓边缘的非洲大约在500年前与欧洲发展基本同步的现实吗？今天所谓边缘地区是如何形成的呢？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什么？人类在未来会取得同步发展吗？不平等、贫穷等社会不和谐状况会消失吗？会有整齐划一的核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发达与欠发达之分吗？

所谓边缘，是某种中心主义视角下的产物。世上本无中心与边缘，有的是不同认知方式、发展模式，而这并无高低优劣之分。所谓边缘、不发达犹如书籍四周的留白，是象征，是隐喻，有着重要意义，留白处往往是富有想象力的区域，也是最有活力的地方，就像洛克的“白板论”——心灵犹如一块白板，其内容是由经验写上去的。任何意义上的边缘地区都是如此，都会发生变化，任何固定的中心—边缘的看法都是局部的、短视的，更是傲慢的、非历史的。

（一）从时间看边缘 

柏拉图称时间为“永恒的移动影像”。时间似乎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且确实与自然有某些联系，但本质上它是一种复杂的“发明的自然”，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演变出来的。时间有自然的一面，是物质世界变化的结果；有科学的一面，代表着事务序列的共同特征；有技术的一面，人们发明了大量设备以追踪时间；有社会的一面，是一种社会定位手段和调节人类公共生活的方法。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然”时间并不是先验的，在时间面前不是人人平等的。时间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具象，时间管理象征着权威与权力。从这个意义上看，时间管理者是中心，其他则是边缘。

“时间”作为一个概念是社会的产物，出现在一个较高的抽象水平上。人类社会实践中的“时间”是一个具有强大限制力、驱动力的调节装置。诸如日历时间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说明个人如何嵌入世界中；公元前与公元后的划分表明西方文明的重要观念自然地嵌入人心；历史时间中的古代、中世纪、近代三段论的划分，是典型的从欧洲看世界的西方的时间中心论；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取代世界各地的“地方时间”，则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必然结果，是“时间的殖民化”；今天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公历纪年，更是现代欧洲称雄世界的重要结果，是世界文明日趋统一的标志之一……这就是时间的话语权，领先进入近代世界的西方把时间文化作为对其他地区、民族的控制手段，其他国家只好自愿或不自愿地分享“西方”主导的时间观。这种社会时间是西方文明化进程的重要特征，这个进程中的“他者”都是时间的边缘者。

（二）从空间看边缘  

从大洲看，欧亚大陆、北美洲是当今世界的中心地带，其他大洲则为相对边缘地带，但北美的发达只是近两百年的事；从国家看，美英法德日似乎为当今的中心国家，其他则为边缘国家，但这些国家只是工业革命以来才兴盛的；从城市看，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北京、上海等是当今的全球城市，其他相对而言则是边缘城市，但谁能忘记雅典、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君士坦丁堡？谁又能说未来不再属于这类城市？就是一个城市内部也有中心边缘之分，上海就存在所谓“上只角”“下只角”。只要空间存在，就会有不同层次的中心和边缘地带，且相互间不断轮回。

（三）从历史进程看边缘

无论按循环史观还是线性史观，社会发展似乎总存在中心与边缘、进步与落后、发达与发展、富庶和贫穷、文明与野蛮等传统的二元划分。公元前3500年左右苏美尔文明出现之时，世界各地还没有文字；希罗多德惊叹埃及文明的古老，认为希腊在她面前只是一个孩童；公元前5世纪黄金时代的雅典创造辉煌文明时，欧洲大陆还是蛮荒之地……但后来居上的西方世界却制造出“东方主义”这一隐含先进与落后概念的文明话语。这完全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政治话语和文化霸权。历史已不断证明：文明的中心与边缘总是处于变动之中，今天的边缘也许就是明天的中心。难道能说非洲大陆没有未来吗？拉美就不会成为人们向往之处吗？欧美就一直会是人类文明的中心吗？文明就一定由某个民族或国家一直主导吗？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四）从学术发展看边缘

今天提倡三大体系建设，说明我们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还不够完善，还不是世界意义上的知识生产中心。在我看来，这一口号的提出是要进行一场“学术革命”“文化奋进”，在信息时代进行文化赶超。我们曾经辉煌过，拥有优秀的历史遗产，是彼时的知识中心。我们曾拥有无数璀璨的思想家，对文化进行过超验视野的阐述；中世纪的欧亚大陆是世界知识的舞台，中国和阿拉伯是这一时期东西两端的文明之炬，我们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在所谓黑暗的中世纪里，西方却孕育了大学制度，为后来知识的扩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先后成为知识生产中心。就近代世界而言，在世界性知识生产方面，我们处于边缘地位。我们的知识生产能力、生产水平还有待提升；思想的国际化、普世化程度还需要完善；话语提炼、语言表达方式还有很大改进空间；我们的国际出版刚刚起步，能力、方法、选题和凝聚作者的路径还远远不够；购买全球智慧处于起步阶段，路径还不畅通；全球知识治理经验和知识储备明显不足；知识产品的可移动性、可持续性、可连接性以及世界范围的审美接受性等，还远远不够。必须承认这些客观现实。

当前世界已成为打破时空限制、彼此可以即时触摸的社会。我们如何生产出能够连接世界的公共知识、公共价值、公共观念？如何思考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发展、环境等核心概念？需要什么样的国际文化和知识交流，如何分享我们的思想？如果不正视这些问题，而是一味进行口号建设，不去构建真正意义上宽容自由的学术环境，那么，不但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会一直处于知识生产的边缘地位，而且可能更加落后。道阻且长，须与世界大势同向而行，在此基础上认真实干、埋头苦干。

学术是否活跃，归根到底是由教育造成的。让每个人拥有基本的教育，懂得尊严、优雅、美感和廉耻的底线，总体素质自然会提高，自然会有文化发展的底蕴。文化只有开放、包容才能不断更新，才能成为真正有活力、有影响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还应特别感谢商务印书馆一百多年来对域外文明的积极引进

这个世界本就不属于人类，或者说至少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早期人类在自然界中建立的“社会飞地”是很小的。约500万年前，在非洲出现了最初的原始人。最早的“直立猿人”估计有170万，当冰盖最终融化时，人类总人口肯定已接近400万大关。大约2万年前，全球迎来一个温暖的新时代，持续至今。在这个“长夏”期间，地球的承载能力增加，支持着不断增长的人类数量、植物品种和动物种群。“长夏”开始时人类总数估计在300万~850万之间。那时人们的预期寿命不超过30岁。2万多年后，世界人口已接近80亿，平均寿命超70岁，这种数量和质量的突破必定带来人口地理分布、种族结构、社会结构、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从经济学角度审视，自然会得出中心与边缘的结论。

就近代而言，这是西方人口扩张的500年，更是西方殖民霸权的500年。二战后，伴随着去殖民化和反殖民运动，殖民帝国纷纷解体，世界大部分地区取得了民族独立与自治，同时作为全球项目的发展计划也开始实施。19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随着主流经济学的概念、方法和工具被应用于欧洲的战后重建和发展，发展经济学迅速扩展。第一波政治独立浪潮之后，加之西方世界的“补偿心态”影响，同样的方法和工具被迅速转移到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贫困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中。发展成为20世纪下半叶的主题。

然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的封底指出：“新世纪之初，贫困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在世界60亿人口中，有28亿人每天靠不足2美元来维持生计，还有12亿人每天靠不足1美元来生活。每100个婴儿中有8个活不到5岁。在那些达到学龄的儿童中，9%的男孩和14%的女孩无法上学。贫困还表现在：穷人缺乏政治权利和发言权，对疾病、经济混乱、人身暴力威胁以及自然灾害的承受力较差。HIV/AIDS的泛滥，频繁而血腥的国内冲突，以及富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断加剧的差异，给许多人增加了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这段话不仅表明发展和不平等是全球性问题，而且说明二战以来采取的措施未能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实现广泛发展。相反，许多人同意，当前是一个不平等加深的时代——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都是如此。

毫无疑问，“发展”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共识性普遍价值之一。坚持者认为，有效的经济生产、发达的交换系统、强大的救助系统、有力的政府系统将个体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发展将使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随之而来的是将权力交给专家和更抽象的社会力量，如金融系统或国家。但问题是，发展就能解决贫穷和不平等吗？发展就会带来和平吗？发展就会消除边缘群体的存在吗？发展就一定意味着好事，不发展就意味着是愚昧、野蛮、落后吗？恐怕未必。

在此可以举出很多著名思想家。列夫·托尔斯泰提倡简朴和非暴力，致力于社会改革，放弃所有财产，拥护完全的和平主义。约翰·罗斯金谴责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赞美劳动的尊严和“手工艺”的道德与美学价值。曾与托尔斯泰通信的圣雄甘地采用不抵抗学说，反对工业化，认为德行生活需要围绕着在乡村环境中的自给自足和宗教沉思才有可能。印度公共知识分子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认为发展主义是一套暴力的社会实践。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 （E. F. Schumacher）认为资本主义带来了更高的生活水平，但代价是文化的恶化，而庞大的规模——尤其是大型工业和大型城市——是无法承受的。“现代工业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需要的东西太多，而完成的东西太少。”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智慧的核心概念是持久性。我们必须研究持久性的经济学问题。除非可以预测其长期持续而不陷入荒谬，否则没有任何东西是经济上合理的。可以有朝着有限目标的‘增长’，但不可能有无限的、普遍的增长。”

因此，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下，对发展的理解是多样的，所有认知都扎根于真实的特定文化和道德感知。我们要保持世界的多样性，即使在某些角度看来是落后的、野蛮的，随着时间的变迁和视角的改变，中心与边缘也会发生转变。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反对单一模式的发展，尤其是不顾人性和德性的快速发展，而是倡导并包容各种形式的发展。人类生活的独特性带来了独特的、具体的社会事实，一个多元发展的异质世界，一定比一个单一发展的同质世界更有趣、更有活力、更能激发想象力。

变局时代的世界认知更新，潜台词是对欧洲中心论的挑战、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对历史上霸权的反思，更是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思考。近代500年以来的世界是西方独霸的世界，但如今世界已经成为“地球村”，西方的发展模式也受到挑战。互联网的出现加速了治理模式的变化。即时的互通互联打破了时空对人类的限制，使思想更加自由、探索更加多样、发展更加多元。当代世界秩序可以轻易改变吗？人类可以同舟共济吗？我们要反对和倡导的是什么？无论如何，我们的方案不是“全球治理的设计”，不是美欧的替代方案，而应是一种新思考，是人类对美好世界的新探索，是一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这里仅就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来讨论。我们的学术积累足以支撑自己的理想吗？我们的人才队伍数量、质量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为当代世界贡献了多少具有普适性的思想？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当今已是全球网络时代，数字鸿沟的差距正越来越大，被边缘化的地区、领域也越来越多。我们如何面对这一现实？如何构建知识生产的“数字工厂”？如何在这场“数字竞赛”中处于优势地位？如何为国际社会提供数字技术标准、数字技术生态系统和数字基础设施？如果不认真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会再一次被边缘化，而且机会越来越渺茫。

布罗代尔称空间为“头号敌人”，其实时间也是“头号敌人”，时空是决定中心与边缘相互转变的幕后推手。人类的历史就是与巨大无限时空斗争的过程，是一场应对时空、掌握时空并最终占有时空的不懈斗争，也是中心与边缘不断转变的过程。而这一切过程的每个环节都“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当下的世界变化复杂，未来难以预料，但我们相信进步是大趋势，虽然有时会有很大的倒退，但总会有一个越来越美好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向一个不同世界的社会转型，不是谁取代谁、谁消灭谁，而是对人类福祉的探索，这才是人类最终的道德追求。需要注意的是，危机解决和新危机产生之间的时间差一直在加速缩短，容错机会几乎不再存在。错误和不幸也许是人类的共同命运。不断犯错，不断纠错，又不断重复，人类究竟要往何处走？历史终将做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