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尸和生存逃杀的热潮褪去后，近期还能口碑和关注兼得的韩剧，几乎都关于爱情。
从收视率和社交媒体话题热度看，由金泰梨和南柱赫主演剧集《二十五，二十一》是最近的典型。这部剧集的故事背景是1998年受金融危机重击的韩国，爱情故事的主人公，则是两个受时代影响而“被迫”放弃过梦想的年轻人。
一个是梦想成为击剑运动员的女高中生，要面对学校受金融政策影响取消击剑部的现实。一个是家境优渥却在金融危机里破产的男大学生（肄业），突然中断学业的他还要尝试赚钱还债。《二十五，二十一》于2月12号在 tvN 电视台首播，话题热度长居同播电视剧首位，仅是上周末的收视率就已达9.8%（是付费电视台一个不错的纪录）。
《二十五，二十一》之前，在南韩乃至整个亚洲都取得超高关注度的爱情类型韩剧，是《那年，我们的夏天》，这部剧集于2021年12月6日在SBS和Netflix播出。讲述两个高中生因拍摄纪录片在2011年相恋，恋爱近6年后分手，又过了5年再破镜重圆的爱情故事。
自《那年，我们的夏天》，在 Netflix 上线后，其热度在网站所有同期剧集里排名第9，在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地区的Netflix 关注度则占据榜首。剧集终放后，男女主角崔宇植和金多美也屡登韩国热门综艺，剧集制作纪录片和同名书籍的收视和销售也超过预期。
且这两部爱情剧集看上去也挺受内地观众喜欢，在豆瓣上，《那年，我们的夏天》有8万4千人标记自己看过，评分8.7。《二十五，二十一》目前播出到第6集，豆瓣上有超过8千人看过这部作品，评分8.9。
或许是出于剧集的档期安排，或许是出于观众对类型题材和社会议题同质化的厌倦，或许是现实本身带来的难以被舆论左右的无力感。结合剧集播出后热度和关注度的双肯定，再辅以同期的现实背景看，正是在信息纷扰兵荒马乱的当下，还有爱情故事给不少观众规划出了可以逃避和投诚的净土——假如作品本身质量不错的话。
这一强调也是放在内地情人节档期，爱情电影口碑票房集体扑亡的现状来谈。从精神抚慰的角度看，无论何种类型，观众一直都需要能填补现实里情感缺口的娱乐文化作品。但能抚慰人心的爱情和爱情故事本身，并不是可以随意复制粘贴生产的一成不变的流水线商品。
以《那年，我们的夏天》和《二十五，二十一》走红倒推这两个爱情故事的特点，在故事叙事上，这两部剧集确实表现出了很多可以从表面予以总结的共同点。
比如说，爱情的发生地通常以青春校园为背景；叙事线索不再是单一的从过去到现在，而是能穿插入类似推理的色彩，在现在和过去几条线索跳进跳出；相较于传统偶像剧想当然的“角色分工”，剧集都在有意识地要从细节做出点新意；以及比起戏剧化撕心裂肺的分离，更多高光时刻的场景还是集中在他们努力又认真的面庞上，相比于切实支撑了彼此的时刻，能不能走到最后不是最关键的事情。
当上述的叙事落实到具体感受上，我们可以先简单总结，如今多数人想看和喜欢看的爱情故事，最好像一座精神避难所：能和时代相呼应，关怀在此时此刻受伤的心灵；能为当下的爱情服务，讲出流动变化着的爱意；在现实被各种立场、问题和危机撕裂的当下，它还能发挥爱情亘古不变的作用——作为世界所有人能掌握的通用语言，去传播希望，让人想起被他人尊重、关爱和珍惜的感觉。
就关怀现实的失意和呼应时代变化的角度说，我们在精神焦虑可感乃至爆发的近期，确实还没看到像《二十五，二十一》故事背景及剧情这么直接、刻意和有指向性的作品。
事实上，从疫情开始以来，“不确定性”增强还只是一个很“委婉”和“客气”的说法。全球范围内更多年轻人要面对的现实是，经济增速放缓后出国留学计划的停滞、本地升学考职竞争加剧和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的升学、就业及规划未来难度的增加，已经有不少媒体和学者把这样的现象总结为“青年人上升通道的变窄”。
在这样的背景下，剧情中描述的两个“因为时代而被迫失去梦想”的年轻人，更像是当下无数年轻人现实生活的缩影。《二十五，二十一》中的两个主人公从相遇起，就处在人生被时代“插手”而剧变的生活里。虽然故事会因此难免落入到比较“鸡汤”的情景里，即比起谈论个人失去了什么，更多谈论个人为了改变处境而做过的事情（无论多或少）。
但这样的“鸡汤”还是有“奇效”，就1998年的韩国来说，金融危机后韩国受 IMF 援助的确缓冲了部分损失，但韩国政府伴随着协议签订而交换出去的代价，同时也影响了很多国民个人的利益和整体的民族自豪感情。韩国电影《国家破产之日》就曾书写过这个时间节点，剧中 IMF 的总裁角色颇有点豪强不公平谈判的色彩。
《国家破产之日》电影剧照
相比于无条件和彼此站在一起，绝不受更好条件引诱放弃对方的冲突套路。爱情故事的女主角道熙和男主角伊贤则都有各自要完成的事情，道熙要成为世界冠军的对手，伊贤则要想办法还钱保家人周全，再以高中生毕业生的身份进入职场，不断面对那些“已经在面试中给出自己最好答案，但依然要被当众宣布落选”的失落。
在这样的基础上，爱情就不可能再是一种彻底改变世界的力量，爱情不能因为通向婚姻而去改善另一个人具体的生存资源，爱情铸造的幻想也不再是“豪门”和“只要在一起就不怕苦”的抽象符号。在刚播完的第五集里，《二十五，二十一》认为，在总有人失去梦想的年代，爱情也可以是“看你做到，我也能做到的”激励，它能让你结结实实扛过一个月或者三个月。
与之相比，《那年，我们的夏天》虽然没有做很多刻意映射现实的设定，也没有将疫情的现实作为剧情背景，但青年人的处境事实上一直是作为角色设定的重要部分而呈现出来。
以女主国延秀说出的那句“2011年的我绝对想不到今天要做着这样的工作”台词为例，除了因社交网络而变得有名的画家崔雄，算上剧中自己存钱开店却少有客人光顾的率伊，想做节目却只有领导口头支持的志雄，以及看起来不务正业却同时在做经纪人和饭店帮服的恩九。剧中年近30岁的年轻人们，谁也没有过上大众想象里的精英生活，更甚一点，除了朋友家人和伴侣，他们都是无足轻重的存在，做着十年前的自己不会想到的工作。
我们曾在《〈普通人〉：如果爱情是千禧一代的抵抗》一文中写过，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赢得爱情阻力实际上不再是传统世俗的偏见，又或者是被权贵定义好的阶层差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是站在了一个纵向维度上“最容易站在一起”的时机。
但之所以还有那么多无法去爱的人和心理，爱情的阻力更多是来自一种向内收的“庞大自我”——一种成长生活在社交媒体时代，总是在发生的自卑、自恋和抑郁情绪。《普通人》之后，《那年，我们的夏天》和《二十五，二十一》都敏锐察觉到了这一点。
就剧集《那年，我们的夏天》中《傲慢与偏见》一集来说，这集从女主角国延秀的视角来分析了她和崔雄之所以会分手的原因，在崔雄父母和身边朋友都广泛支持，且没有情敌的条件下。延秀由于家境清贫而出现了从小到大要极力证明，“很多东西不拥有也可以”的心理，这样的心理延展到成年时期，即便她的贫穷程度实际上已经可以靠后天的努力做出切实转变，但她还是要判断她和崔雄面对的是不同的现实，因而出于或“傲慢”或“自卑”的敏感心理，延秀觉得自己只能放弃这段感情。
联系90后或00后一代的生活经验来看，这个片段能表达的爱情体验，实则非常准确、真实和细腻。
研究独生子女一代成长背景的书籍《喂养中国小皇帝》里曾提到，相较于70后和60后的童年，80后和90后的童年实际上更有“贫穷”的概念。这是因为成长与经济发展，物质条件变好时代背景下的我们，“消费需求”远大于“实用需求”。
简单来说，当贫穷程度等于消费能力时，连小孩也会很容易因为消费不起而产生认为自己贫穷的自卑心理。比如说我们自童年时代起，就很容易通过玩具、文具和零食来提醒自己的“贫穷”程度，比较的心理产生后，关于贫穷的体验可能就是没有尽头的。这样的体验，可以用“敏感”、“自卑”或者是“攀比”等一言以蔽之的消极词语概括。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代或者几代人挥之不去的心理惯性，即便现实条件没有那么不堪，但我们早已习惯从各种细节来发现自己的不足或者优越感。
放到爱情里去，这样的体验就是某一群体自童年时代就如影随形的“傲慢”和“自卑”，而《那年，我们的夏天》则写出了它。这样的例子在两部剧集里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崔雄示弱般问出的那句——为什么我们曾这样亲密过关系，竟不能在分手后真心问问对方过得好不好。以及《二十五，二十一》里高幼琳看见自己磨破的背包，而不得不多想一下的表情。
如果观众真的能从这样的细节里获得有关于共情的体验，我们也才能说，这是和我们密切相关的爱情故事，我们辨认出了那些埋伏在爱情记忆里各种不堪和感到担忧的时刻，正是类似的细节让我们感到自己和爱情故事站在一起。我们也才有可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去重温爱情故事带给人的体验，那不该仅止于某种幻想，那也能是在让人感到疲惫、愤怒和不堪时刻的提醒——爱人和被爱，是在无论现实条件如何恶化，每个人都能平等拥有的体验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