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如果被称为奇书，必定有一些难于破解的诡秘法门，勾引和蛊惑着读者。长久以来，关于《尤利西斯》的各种研究卷帙浩繁，千奇百怪。文学革命意义何在？革命又如何走出自己的死循环？本文将乔伊斯的创作视作一场文学黑弥撒，玩味书中设置的谜团，及其影响了多个学科的颠覆性思维方式。
（《读书》2022年6期新刊）
一本一直没办法读完的厚书，像一场持续而漫长的勾引。想起来，总还是个浪漫的念想。既然得不到，就不如好好供起来。《尤利西斯》大概就是这样不讲道理先把人砸晕，再由许许多多渴望它的人将它毕恭毕敬供上神坛。1902年左右的都柏林萨克维尔大街（现名为奥康纳大街）（来源：vintag.es）
极少有人富有耐心和勇气勘探废墟的全境。几年前，单向街曾举办过一场“乔伊斯禁忌之夜”，一同赴会的还有诗人西川、小说家阿乙、学者王敦。正式开场前，我心虚地问几位嘉宾，是否啃完了大部头？得知他们都跟我一样，没有读完，当下顿感松脱，愧意全无。毕竟，绝顶伟大的《尤利西斯》，也有它绝顶无聊的一面。动用上百万字，就为了描绘都柏林一天发生的事。这文学史上毁天灭地的二十四小时，没有一分钟能轻易从乔伊斯纸上逃逸，每一秒都被赋予史诗般的意义。伍尔夫讲得没错，乔伊斯是一个“揭示内心深处火焰闪动的作家，火焰携带着大量信息，在头脑中稍纵即逝”。如此这般不放过任何一缕光的写法儿太过可怕。据说，他写了三年，刚刚写到了那一天早上的八点钟。而故事一直要到午夜才完结。谁都忍不住替作者感到崩溃：这恐怕是一个作家能给自己创造的最恐怖的绝境。这样一个狠人，哪里还能指望他好好伺候读者呢？说到底，乔伊斯压根儿也没打算让人读透，想到人人皆能懂他，谁都有权爱他，这位傲慢的怪才一定寝食难安——那意味着他呕心沥血胡言乱语的失败！他在世界拒绝他之前，先发制人抢先拒绝了世界。这世上只有极少数孤勇之人，敢于了解乔伊斯文学风景的全貌。然而正是广泛的不了解，构成了我们对乔伊斯理解的基础。既然达成共识过于困难，那么，都不理解反倒是另一种共识。这场文学黑弥撒中诞生的未经洗礼的杂种文本，充斥着渎神、不祥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对古典文学信条的唾弃嘲弄俯拾皆是。背着传统和神坛逆行，《尤利西斯》从伤害中获得崇高性和优美感，如同庞德所感慨的那样：文明时代结束了。文学圣殿从此沦为一个赤贫的废址。
乔伊斯和他的梣木手杖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斥着毁坏的时代。文学艺术中的神像被接连捣毁，各色前卫的文艺潮流，呼应着现代工业的震天轰鸣，催生出亿万有关破碎、腐烂和死亡的美学沉思。争论起源于诱惑。从危机中诱发的现代主义文学，同频共振出一代人心灵的紊乱。撒旦印记，如恶之花般开遍字里行间。乔伊斯，苏黎世女人们在背后窃窃称他为“撒旦先生”。这个作家中的危险分子，急躁地敲击着梣木手杖，他必须赶在视力恶化到无可挽救之前，用酝酿已久的史诗写就恶作剧式的二十四小时，对传统小说发起致命的无政府主义恐怖袭击。数十年间，他忍受眼疾剧痛，不时地电击眼睑，或用水蛭吸走眼球充血，在几近赤贫中写作至形销骨立,“走起路来像一只苍鹭”（凯文·伯明翰：《最危险的书：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而战》，443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又是天才又是怪人，这位文学史上的著名怪客，一出道就傲慢地羞辱了正统文学。一九〇二年，乔伊斯经由诗人拉塞尔引荐，在一间餐馆的吸烟室跟叶芝狭路相逢，彼时叶芝已是爱尔兰文学掌门人，乔伊斯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文青。照面后，叶芝请他朗诵一首诗，乔伊斯傲气道：“我可以给你读，但并不是因为你叫我读我才读的，你的意见跟路上的任何一个行人给我的意见没有区别。”他随后朗诵了自己的作品。叶芝听完当下惊叹眼前的年轻人骨骼清奇，才分如云，忍不住传授分享自己的创作计划。他告诉乔伊斯自己正在从诗歌创作转向爱尔兰民间传说的写作实验。“这说明你退步得很快。”乔伊斯毫不客气，说完转身就走。刚抬脚，又好像想起什么，折返回来道：“我今年二十岁，你呢？”叶芝回答三十六岁。大概上了点岁数的人都有点年龄自卑，叶芝不自觉地少报了一岁，他当年其实三十七。谁承想，眼前的毛头小子叹道：“我们俩认识得太晚了，你太老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影响你了。”（转引自拉塞尔私人谈话，Ell，103页）难以想象，叶芝面对此等出言不逊还能保持风度不被激怒。然而，“一个人不会仅仅为了激怒他人而历尽艰辛地写作”（13页），这个令菲茨杰拉德情愿为他跳窗的男人，背负起倒置的十字架，以纵欲般的修辞，“将大块的秽物扔进不连贯的胡言乱语中”。不洁的语言，搅以坏故事和春药作为辅料，乔伊斯泼脏了文学的圣餐。
（左起）乔伊斯、庞德、福特·福特、约翰·奎因在巴黎（来源：suchfriends.wordpress.com）“文学史不是一幅风景画，而是一个战场。”（马修·珀尔语）乔伊斯的传记《最危险的书》，描绘了文学兵荒马乱的战场上，一群人如何受《尤利西斯》牵连，与欧美审查制度相缠斗，最终赢得言论自由，一步步将这本书从违禁品变成世界经典，从文化叛逆演化为现代德行的壮阔往事。一九二〇年，乔伊斯从里雅斯特城搬往巴黎，赢来了文学生涯中的重要转折。那时如果一个青年在法国宣称自己是艺术家，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就跟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说自己是个诗人一样不必感到难为情。法郎贬值，巴黎左岸廉价又多元，颓靡又热烈，各种小型的艺术反叛活动每天都在小作坊里上演。《尤利西斯》这部天书，潜移默化地激发了从文学到知识、性别、法律乃至政治领域的认识革命。这场革命绝非由乔伊斯一个人发动，而是围绕在他身边的同时代文人、律师、编辑、法官、出版人等一群艺术公民共同与时代摩擦的结果。这本《尤利西斯》“被一位女性激发出灵感，被一位女性资助，被两位女性连载，被一位女性出版发行”（14页）——堪称是被一群女人喂养长大的杰作。尽管一九一九年《尤利西斯》甫一出手，就迎来了美国邮局查禁焚毁的待遇，被一度定性为淫秽物品，依然挡不住女人们为其奉献的激情——显然，诺拉绝非黑弥撒中的唯一圣女。即便是乔伊斯深感焦虑自我怀疑的时刻，《尤利西斯》的编辑安德森小姐也丝毫没有动摇过她磐石般的信心，她坚信，公众应该为天才服务，而非相反。乔伊斯之前的小说家们，多数遵循着一套礼仪和教养，文字亦是一块华美的遮羞布。凯文·伯明翰尖锐地指出：“经验主义的敌人不是反逻辑，而是隐秘……《尤利西斯》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揭示出一本书是如何废除隐秘的权力的。《尤利西斯》告诉我们，隐秘只是行将就木的政治制度的工具，而秘密本身，正如乔伊斯所说，是‘自愿被废黜的暴君’。”（4页）
乔伊斯和西尔维娅·毕奇，毕奇帮助乔伊斯在巴黎出版了《尤利西斯》（ft.com）
曾一手销毁过成吨的淫秽物，像“捕捉老鼠般”逮捕过数千名色情作品从业者的“纽约正风协会”（NYSSV）领导人康斯托克相信：“最具破坏力的原始冲动是情欲”——那是一个人身体里的撒旦力量。“（诺拉）她既是高尚的，又是下流的，既是天使，又是婊子……她的信件激发了他最美丽、最淫秽的创作。”魔鬼崇拜混合着春药，被释放进残缺的现代身体——勾引出了古板主编们最狂躁的激愤。伦敦《周日快报》主编詹姆斯·道格拉斯鞭挞道，“这种肮脏的疯癫夹杂着令人震惊的、反胃的渎神精神，它反基督教，反耶稣”，并将其归入“撒旦教中最下流的欲望”（261页）。在几近失传的阴暗画作中，后世隐约窥见黑弥撒的图景：破败的小教堂里祭台上的少女，颠倒的十字架和不祥的黑暗生物。截至十八世纪，欧洲对撒旦崇拜的清洗运动，已将黑魔法和黑弥撒统统驱入爬虫密布的地下。当它们脱下禁忌的黑袍，再次浮上纸面时，经过了工业革命洗礼的人类，已视那些咋舌故事和不解之谜为无聊的恶趣味和纯粹的杜撰。早在十六岁就“怀着深仇大恨离开了天主教”的乔伊斯〔（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上），刘象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二一年版，8页）〕，在《尤利西斯》开篇就呈现出一场戏谑的宗教仪式，从一开始他便有意布局一场黑弥撒。透过各式机关秘道、方言俚语、生造字、外来语、双关和文字游戏，零落在笔记本、活页纸上的七百三十二页的《尤利西斯》组建出一座壮观的祭坛——祭坛之上，古老的堕落与复活的戏法轮番上演。世人只见乔伊斯凌乱的刀工，将“现代身体”分尸成无数碎片，神性的整全之美被凌厉分割，碎片拼贴出一座废墟博物馆，成就了一种禁忌之美——它最终替代了美。
《骷髅》，阿戈斯蒂诺·维内齐亚诺作于1518年（来源：qz.com）
“《尤利西斯》之后，现代主义文学实验已经不再处于边缘而成为核心。骚动已不再是混乱的种子，而是美学的组成部分。”这部“终结一切小说的小说”，不仅开创，而且重创了现代主义小说传统。道格拉斯一度声称：“我们的批评家为他的无政府主义而道歉。”他们把读者抛给“文学的豺狼虎豹”……“是尤利西斯的到来，一场撒旦无政府主义和上帝的文明影响之间的冲突”（261页）。 如果说《尤利西斯》是撒旦文明对上帝文明发起一次突袭，他的目的远远不是堕落，而是重生。作为一本“人体之书”，此前整个人体中最尴尬的部件（性区）被略去了，乔伊斯带来了齐泽克口中的“勇敢新世界”。此后的世界一头栽入黑弥撒的狂宴，人体最终微缩成一根电动棒。二十世纪初，自由主义甚至更激进的自我主义者（the egoist）席卷古典，如今重新审视对乔伊斯“堕落”的误读，大概也是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者重要的议题。当旧世界被摧毁的同时，社会普遍失却了古典节制、崇高理想和富有耐心的真正的亲密欢愉——而这些原本正是乔伊斯所忧惧的。人们几乎遗忘了，乔伊斯写作《都柏林人》的目的，“就是要为他的祖国写一篇‘道德史’，因为他看到都柏林已经成了一个‘瘫痪的中心’”（《尤利西斯》，10页）。《尤利西斯》野心更甚，它并不打算以道德的方式回归道德的目标，而欲在混乱和堕落之中撕毁僵死的社会秩序和宗教教义，开启一番崭新的现代自由。撒旦只是他请来的助产士，借助地狱的力量，诞生新的时间和世界。这一场地狱反叛，不仅赢得了美学上的胜利，更带来思维和方法论的新生。撒旦信使安东·拉维认为，后期的撒旦主义者不再实施可怕的伤害，他们日渐变异为一种享乐主义和极限游戏。如同今天的撒旦主义者们主要沉迷于七宗罪中的纵欲一样，尤利西斯的后继者耽溺于技法的钻研和隐秘的开发，单单是暗嵌其中的与《荷马史诗》的平行结构就够他们摸索一个世纪，如乔伊斯所愿：“我在书中设置了大量谜团，要弄清它们的真意，足够教授们争辩几百年。”（《尤利西斯》，12页）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文学研究“产业”，涉及心理分析、几何形态学、女权运动、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多种理论，引发一场全领域的思维方式革新。
2018年在都柏林举办的第25届布鲁姆日庆祝活动（来源：irishtimes.com）
“上帝存在于原子当中”，这种颠覆性思维，渗透进各个学科，《尤利西斯》甚至跟量子物理、流行的微观史学有微妙的量子纠缠。科学领域内的诸多进展，都受惠于这本书肇始的革命。乔伊斯意欲通过捕捉内心火焰的闪动，去揭示二十世纪的社会历史。我以为，看不见的世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现象上看不见，比如那些只有在显微镜里才能显形的事物（乔伊斯便是用文学显微镜，放大了内心不可言说的火焰）；另一类看不见的，是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是尚未到来的世界。对于看不见的世界，科学家是事先模拟，文学家则事先预言。这大约也是一本书无尽的试探，和它幸存的目的——“启程进入一个更伟大的世界……去肯定我们微小的存在”（400页）。（《最危险的书：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而战》，凯文·伯明翰著，辛彩娜、冯洋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读书》刚刚开通视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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