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族能追溯的历史，是从一次死亡开始的。
一声枪响，一个男人被打死了。他也就三十岁左右，已经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直接死因是枪支走火。这源于他参加了一个民间武装组织。但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土匪还是防土匪，可就说不准了。
这一枪，对死者来说可赔大了。他的寿命，至少因为这一枪缩短了三分之二。
因为，他的一儿一女，今天已经分别99岁和95岁了，都很硬朗。
没错，这起枪杀案发生在近百年前。
死者就是我的曾祖父，名叫冯玉秀。
他的死，改变了他子孙后代的命运，让他们颠沛流离，一生远离故乡。
如果不是这一枪，我今天可能都无法写出这篇以他开头的文章，把我们这个家族从山东到东北，生存繁衍的历史梳理一下。
1
2010年，我去山东调查一起命案，地点离我的老家也就几十公里。
结果，我碰到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就是因为枪支走火，落得终身残疾。
当时我很奇怪，这地方枪怎么这么多。后来想想，枪多的地方，要么是当地人习惯上山打猎，要么是经常需要抢劫与反抢劫。
总之，都很说明这里的民风，与经济状况。
我的老家，叫做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中册镇故县村。
从这张图上你可以看到，它离曲阜不远。两地的关系可以用这样一个比喻：曲阜出孔子，泗水出子路。
想到子路一向赳赳武夫的形象，你就大概懂了为什么这里这么多枪。
泗水这个名字来自一条同名的河。孔子曾经在川上曰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个“川”，指的就是泗水。
这个地方不但我没有去过，连我父亲都没有。他们这一代五男一女，全都生在东北。
那次造成我曾祖父死亡的枪支走火，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我的曾祖母改嫁了，从山东嫁到了东北。现在想来，应该也是经人介绍的吧。在清末民初活不下去闯关东的浩浩人海中，走着一个寡妇，简直不能再合理了。
她的目的地，在今天的辽宁省辽阳市，沈阳往南60公里的一座地级市。也就是她的六个孙辈、六个曾孙子孙女生长的地方。
她嫁给了一个也是闯关东过去的汉子，姓郝。也就是我的后曾祖父。
我这位后曾祖父很传奇，95岁的时候还在劳动，拎着十斤面粉去送给两家亲戚，一家分一半。将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满街就是这样的景象吧。
今天，我对这位后曾祖父还有点印象：一个身材魁梧的老人，坐在一把太师椅上。他很喜欢我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曾孙，见到我就往我手里塞几张纸币。
据说，他晚年去医院的时候，得由几个比较强壮的孙子轮流背着去，像我父亲这种比较瘦的都背不动他。用我母亲的话说：
“你爸年轻时瘦得像条龙似的。”
每年初一，都会有几个姓郝的人来给我祖父拜年，我们这一代的人还得鞠躬回礼。
所以，后来我认识了唱《大学自习室》的说唱歌手郝雨，知道他也是山东人闯关东的后裔，莫名地有一种亲切感。
我的后曾祖父，跟我曾祖母又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我们称之为“老姑奶”，一个我们称之为“老爷儿”。
这对兄妹，跟我爷爷就成了同母异父的手足关系。
他们，今天也都还在。
2
在老家那样一个既穷困又民风剽悍的地方，一个孤儿无疑很难生存。
于是，我爷爷也闯关东到了辽阳。
记得他在耳朵还好使的时候，告诉过我说，被日本人管了八个月。这样说来，就应该是1945年初的事情。他当时23岁。
女诗人灰娃在一次接受《中国改革》杂志记者的采访时，悲愤地说：
“我记得918事变的时候，大人们都在哭，后来才知道是日本人占了东三省，三千万同胞成为流民。”
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成为“流民”，而是成为了“遗民”。
“流民”也是有的，却是相反的方向。
根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博士李强所著的一本书《伪满时期东北地区人口研究》，1941年春天，平均每个月有十万名中国人，渡海投奔伪满洲国。
在生存面前，家国大义算不得什么。就算他们知道这一年会有巴巴罗萨计划，还会有珍珠港，也顾不得了。
918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尽管坚决不承认伪满洲国，实际上很快就开始允许关内外通信通邮。1938年初，日本人占领了山东全省，到这时候已经整整三年了。
在伪满洲国，中国人虽说连二等公民都算不上，但毕竟人少地多，外加政治环境相对稳定，没有战火拉锯，很少有性命之虞。日本人在这里开工厂、开商铺，大兴土木，提供大量工作机会。
我奶奶也是山东人，但她家去东北更早一些，所以她这个家庭妇女一生说普通话都很清楚明白，不像我爷爷一生说话都是浓重的山东口音。
李强博士那本著作中提到，1941年春天闯关东的这十万人当中，有着几个特点：
……山东人占到75%以上，占绝对优势。
……去往奉天省（今沈阳、辽阳、鞍山等地）的移民，首要职业选择是制造业（占32.9%）。
……20-29岁的人口所占比例最高，在三分之一左右。
这三个首要选项，我爷爷都在里面。
随大流，这三个字或许可以用来形容他的一生。
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工厂，正是日本人开的。
3
从孔夫子旧书网上，我买了几本写辽阳文史的书。其中一本，正说到这家工厂。
“……辽阳纺织厂(简称辽纺)有70多年的建厂史，前身是日本国富士瓦斯纺绩株式会社于1923年在辽阳建立的“满洲纺绩株式会社”。”
“……在筹办初期，为平抑社会上反对的舆论，曾吸收城内东街周家馆子财东周建人投一小部分资金，美其名曰“中日合办”，但随后很快又将周排挤出去。同年6月该厂破土动工，1924年5月开始试生产……”
我们家族男人的共同特点，一是瘦，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忆力。
在日本监工手下工作了仅仅八个月，我爷爷还能在半个世纪后，记起其中一个日本人的口头禅。
简直带着点恨铁不成钢的味道。
“你们，吃饭像马啦马啦的一样，干活像死啦死啦的一样，要钱像红胡子一样的！”
从《辽阳文史资料》第13辑的相关记载来看，大概确实如此。
“（辽纺）工人为生活所逼，常有带棉布出厂、变卖后买柴买米，以资糊口。这样做是冒极大危险的，工人下班出厂时，守卫一个一个检查，查出有带纱布出厂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
大家知道，东北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尚且磨洋工，何况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呢。那时候，磨日本人的洋工，是不折不扣的爱国行为。
不过，辽阳的这家工厂，却间接成就了另外一家公司——华为。
没错，华为。
1973年文革低潮期的时候，周恩来主持通过一项计划，从法国、德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引进26个技术项目，包括钢铁、化肥、石油化纤等。
这项计划因为需用资金43亿美元，简称“四三方案”。
“四三方案”之中，最大的一项重点工程是从法国斯贝西姆（Speichim）和德希尼布（Technip）两家公司引进的石油化纤项目。因为辽阳有辽阳纺织厂，算是有不错的纺织工业基础，附近人口又稠密，这个工厂就设在了辽阳。
由于文革期间大乱，调度不了施工队伍，只能调基建工程兵来修建。贵州青年任正非，就在施工的部队中。
作为重庆建筑大学毕业的一名技术人员，任正非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属于绝对的知识阶层。但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世界级的先进工业设备，从此就起了敬畏之心，知道了技术才是核心生产力。
在他创建华为之后，方针一直是“技工贸”，始终把技术放在第一位，而不像联想的“贸工技”。
华为，才能成为今天的华为。
辽阳石油化纤厂从1974年一直修到1982年。这八年，是任正非的第一个人生小巅峰。
他发明了一种叫做空气压力天平的仪器，被上海《文汇报》报道了。
他还被选为代表，参加了1978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也就是俗称“科学的春天”那次；和1982年的十二大。
在任正非走上第一个人生小巅峰的这段时间，我的爷爷一直在辽阳纺织厂当他的装卸工，跟我奶奶一起养大了六个孩子。
岁月静好。
4
“在解放后的40年中，辽纺共纺出棉纱37万吨，织出棉布9.6亿米，上缴利税5.6亿元，实现利润2.6亿元。上缴利税额为现有固定资产原值的6.8倍。”
“以上是辽纺过去的辉煌，现已破产倒闭多年，……市里已将该厂土地卖给中泽集团开发房地产。”
就像这份材料的描述一样，辽阳纺织厂的命运，跟绝大多数东北的国有工厂差不多，亏损多年，最后破产。我的两个叔叔就在它光荣的下岗工人队伍中。
我的两位大伯也下岗了，他们分别属于另外两家破产的国有工厂。
就像娄烨1998年给刘欢拍的那支MTV一样，“看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
下岗的亲戚们都顺利活了下来。
他们卖盒饭，卖菜，或是去私营工厂当看门人，一个月几百块钱，在朔朔的寒风中值守和踱步，不时咳嗽两声。
用《张医生与王医生》里的话说，那时候东北，不但是彻头彻尾的抛弃，而且重新定义了抛弃。
我的两个堂哥，迅速成了我们家那一带有名的社会人儿。不时有他们拎着大驳刀追人，或被人拎着大驳刀追的消息。
因为我父母都不在工厂工作，我们家得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东北下岗大潮中幸免于难，也避开了贫穷、暴力与家庭矛盾。
这同时也让我拥有了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为什么我爷爷当时非要闯关东？
如果他当时去山东的某个城市待着，比如省会济南，我们家这么多亲戚不就不用下岗了吗？
这个问题，一直到我2017年年底去了一次济南，才得到答案。
那一次，我是去济南听崔健的演唱会。住了两天，知道我爷爷当年为什么宁可闯关东也不闯省城了。
来一趟就知道，这里容纳不了多少外来人口。
这里的道路（市中心）极端狭窄，一条双向两车道的小胡同里，居然有红绿灯还有市级政府部门。怪不得济南不让共享单车进入。
这里不限车不限行不限号，还没地铁，回来时堵在路上差点误火车。
这里人口密集。路牌号码都是五位数，比如“经十路21677号”——济南市妇科医院。
这里消费意愿低，购物商业街人流稀少，不管是老商业区大观园，还是崭新的万达广场。
根据济南文史学者牛国栋先生的著作《济水之南》，民国时，济南的商业不如烟台、青岛发达不说，甚至连淄博都比不上。
不过，济南人也有很多优点。比如实惠、守规矩，十字路口没人闯红灯。好多饭店的橱窗上还会贴一行字：“真材实料，童叟无欺”。
在济南，老崔很忠实地入乡随俗，遵循了这个规矩。
那一天，光返场就返了三次，足足唱了27首歌。我的嗓子都吼哑了。事后听录音，这哪是他的演唱会，明明是我的演唱会。
那一天，他还唱了他一般演出根本得不到批准的《盒子》。我看他的演出这么多年，这是唯一一次。
这首歌，当初出专辑的时候，他没有放歌词，而用一张《红灯记》女主角的老照片取而代之。很多人都硬是靠反复一遍一遍的听，把歌词抠了出来。比如我，和清华大学的刘瑜老师。
后来我问过老崔，当初为什么没有放歌词？
他说：
当初有人警告我，你要是放，就等于政治自杀。
5
有一年过年时，我读了一本书，名叫《祖先》。
作者姓秦，《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是北宋词人秦观的后代。他利用家谱、典籍等资料，写了一本书，把秦氏家族九百多年来的历史，出过哪些名人，以及他们拥有怎样的人生，写了一遍。
写完后，他的感触是：
“我原先不知道自己跟这个家族有什么关系。但这本书完成后，让我感到，我和它拥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
这本书，是我过年回辽阳时，途经我朋友的书店买的。
在东北这么一个估计80%的人是山东后裔的地方，他居然是土生土长的满族人，跟英达的家族姓同一个姓。但他最后娶了个山东女人。
《祖先》让我读得极其妒忌，又极不甘心。
作为一个高考全市历史单科成绩第一的人，最悲哀的莫过于发现自己家的历史无可追溯。
根据百度地图，全国有十三个叫“故县村”的村。百度一下我们老家的故县村，能查到该村有个水泥管厂，厂长叫冯庆恩，一看就知道他跟我父亲是一代人，犯的字辈都是“庆”字。
但是，我爷爷就没给我父亲这一代人按照“庆”字起名，而是选了个“贵”字。他的几个孩子，全都叫“冯贵X”。
天呀，他才是第一代移民，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就不知扔到哪里去了。怪不得美国闹独立的时候那么肆无忌惮，完全不顾两百多年母国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
我又查了一下泗水县。发现它没有出过多少名人、大事不说，连日常新闻都很少。几十万人都是沉默的大多数。
泗水县的现任县长居然也姓冯，名叫冯冲。但他是兖州人。泗水县政府的网站上，也能找到一些冯姓人的蛛丝马迹。比如一篇文章，题目是“日伪泗水县特务系长冯德志的罪恶史”，看来也不是多么光荣。
我父亲以前告诉过我说，我们家在山东其实也没有住太久，之前好像是陕西还是山西搬来的。
网上能查到，陕西延川有个老干部叫冯致胜，跟我爷爷一样是“致”字辈，生于1916年，后来去了刘慈欣的老家山西阳泉市，当到市委常委，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同族。
但这个“致”字很添乱，不一定是按照字辈。如果我父亲的说法其实是“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那就成了典型的中国人家族传说，完全没法追溯了。
冯姓是排名百家姓上第九的大姓，人口达八百多万，在广东、湖南等跟我们这一支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都有大量分布，更不用说北方了。
我上网查了好多冯姓的家谱，发现没有一个能跟我爷爷、我父亲的字辈对上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有两个山东老头来过我们家里，住了几天。我们被要求叫他们“二爷”“三爷”，其实就是我爷爷的两个叔伯兄弟。
几十年来，这次寻访也就是我们家族跟老家的唯一一次交流了。
他们的一个儿子，后来打过一次电话，跟我四叔互相加了QQ。
今年初一，我去爷爷家拜年，找到了我四叔。
我们家的男人长相普遍年轻。他今年63岁了，长相还跟四十多岁的人一样，退休后忙于打牌和社交。一个五十出头的女人正在追他。好几年没有上过QQ了。
去的路上，我特意告诉出租车司机，从我小时候熟悉的辽阳纺织厂一带穿行。发现那里已经是一片片的高楼层住宅，地形地貌全变。
这座城市已经认不出我，我也认不出它了。
当着我的面，四叔找出记在一个小本子里的他自己的QQ号和密码，打开多年不用的台式电脑，从网上下载了一个新版本的QQ，安装上。
密码不正确。
我们，就这样把故乡丢失了。
6
我爷爷今年99岁了。
他和时间的友情，已经到了彼此无能为力的时候。
拿出两年前我和他的合影一对照，他的外貌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虽然身体尚算健康，但进出也得坐轮椅了。
奶奶去世八年了，他也没有什么特别悲伤的表现，每天除了躺着就是看电视，喜欢看NBA，似乎里面有他的青春。
我父亲说：你爷爷这一辈子，啥没看开？要不他能活到这个岁数？
现在，居然是他这一辈子收入最高的时候。
退休金每年涨一点，涨到他99岁了。街道、社区，逢年过节都会给一点福利。
也是最孤独的时候。
当年的老邻居、老工友，都早死了许多年。到楼下晒太阳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一个跟他相识相知的人。
也许他真是老了，经常一个人念叨。
握着他的手，我能听出，他在念叨当年村里的亲戚，挂念他们过得好不好。
大概，他像很多山东人一样，一辈子没忘记自己的故乡。
而这故乡，又已经被我们这些子孙后代，亲手丢失了。
我经常想，如果没有当初那次枪支走火，也就是我曾祖父没有死于非命的话，我们家应该就没有闯关东这回事了。
那样，我们这一支后裔的命运，我的人生会如何演化呢？
估计不会像现实中一样，客居十载，飘零京华，每天陷于流量与尺度的焦虑。
很可能经历世界闻名的山东高考，以考名校一点问题没有的分数，上了一个外地人都没听说过的山东学校。回县城找个体制内的事业编工作，经常在领导夹菜的时候转桌。
然后，八十里地外娶个矫健壮实足弓高耸的山东老婆，再生个胖胖的憨头憨脑的儿子。像泗水那几十万老乡一样，变成沉默的大多数，岁月静好。
偶尔被人当面恭维“都姓一个姓，你跟冯县长有关系吧？”
我应该故作镇定，笑而不语。
本文写于2019年，首发于《财新周刊》文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