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汉元,一个另类台长的故事

2021-12-21 星期二
陈汉元,一个另类台长的故事

文/  夏骏


此间岁月中,几代人已沧桑老去










元老爷子走了,2021年12月20日凌晨3点16分逝世,终年85岁。于中国电视而言,一个曾经的业务领军人走了。于我个人而言,一个象父亲和老师般无条件关心和爱护我的长者走了。

左:陈汉元、夏骏

右:凌峰、陈汉元、夏骏



在中国电视纪录片界,老爷子是陈汉元的代称,中国最早的电视纪录片作者里他是佼佼者,最著名的是他在80年代撰稿的作品《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把起源于1958年的中央电视台当年那种文革化的左倾腔调格式化了一回,也根本超越了他后来不愿意多提的早期作品《收租院》。人性化、文学化的努力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在当年可是180度大转变,中国人从那些作品开始,在电视机里才听到人性化的真实的腔调声音,此前很多是异化了的意识形态吼叫。
     在读研究生期间,因为一次纪录片的学术研究采访认识了汉元,当时他是央视专题部主任。那时的年轻人幸福,一个学生采访如此一线的当权领导,不但约我到他家里给你大把时间谈,而且管饭,实际上就极其平等的把你当成了忘年的朋友。后来他劝我来央视工作,希望我参加中日合拍《黄河》摄制组,这些过程其中都有汉元的建议。他还亲自找当时的台长协调,帮我联系好入职央视的手续。
1986年左右的时候,研究生还很少,我在1983年新闻系本科毕业后接着在广播学院读文学研究生,当时整个大学文理科加起来,一个年级才十来个研究生,我们全校同届全部研究生学外语等公共课是在同一个班,我那一届研究生同班同学中就有播音系的敬一丹,1986年我来央视入职工作时,很可能是央视第一个研究生,因为敬一丹毕业留校工作过两年以后再调来央视。那时,高校教师普遍缺人,所谓青黄不接,研究生大部分留校任教。
因为我在就读研究生期间,利用假期时间采访了央视当时业务最为出色的10位纪录片作者,汉元是其中主要的一位,后来与我的导师田本相先生合作发表了十多篇论文,结集出版了评论著作《电视片艺术论》,这本小书可能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本电视评论著作。汉元应该是从这本书采访写作期间与我的交流中,发现我这样的年轻研究生正是央视需要的人,而且,他正在分管中日合拍的《黄河》,是继中日合拍《丝绸之路》、《话说长江》之后的又一部大型纪录片。汉元也希望我来央视直接进入国际部的《黄河》摄制组,助力编导工作,当时《黄河》的总导演也希望我来参与帮忙。而对我来说,一个24岁的青年知识分子,能够有机会走遍黄河流域,迅速增加一次所谓“行万里路”的阅历,诱惑太大了。当然,后来回首,汉元参与推动的这个选择,肯定是改变塑造了我的人生。
左起:陈汉元、刘效礼、夏骏




我参与《黄河》摄制组工作的一年多时间内,汉元升职为央视副台长,80年代就是给力,想做事、能做事的人得到重用,那是汉元官场最顺利的时候,也是央视最具成长活力的一个时期。升职后,他仍然分管《黄河》摄制组。
我在《黄河》摄制组里是个新来的学生,组里从总导演到总摄影等一大帮资深央视老人,我只有默默适应、学习。中日合拍的30集版《黄河》片子出来,台领导认为比较平常,缺少新意。怎么办?台领导希望再编创一个片子来弥补30集版创新的不足。
汉元同我商量,让谁来执导这个续集片?我推荐了《话说长江》总导演等几人,我建议,请他们主持,我来当助手。汉元找他们谈话,请他们帮忙救场。遗憾的是,没有一人接盘,原因大概是,一来与前面作品的编导都是一个部门的同事,人家的场子,我们接手,日后关系不好处;二来《黄河》的素材镜头数以万计,谁接手都不认识镜头内容,怎么编?
汉元陷入了困境,老编导不接盘也都有道理。一日,汉元副台长又与我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他看着我说:“小夏,实在找不到人了,你来吧。干好了,你就出头了,干不好,你三年别来见我,好好练本事去。” 尽管是无奈中的选择,实际上他是冒了不小的风险的,用一个年仅25岁,没有任何独立作品的年轻人来执导如此题材的大作品,而且是在一个已有压力中补场的作品,岂不是双重风险?
 此后,我与主要撰稿人二人关到一个租来的房子里,半个月左右完成了名为《大血脉》(刚开始还没起名《HS》)的策划案,请汉元来审阅,他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意见,只是说,以我的经验,中国的电视要“二老”通过才得过,老干部不喜欢可能播不出去,老百姓不喜欢,你干了白干。
后来,他把信任给了我,直到审片,居然问都没问一句,他不干预任何创作流程。
审片时,记得他也几乎没说一句话。
播完了,天下喧嚷,喊好喊批混杂交响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早有预感,三更半夜,六个二踢脚(《HS》六集),能不惊天动地?”
《北京青年报》采访他,他居然说“手托乌纱播《HS》”,原来确实隐约已有因此丢了副台长职位的思想准备。
记得压力最大的时候,在北京三味书屋有一次座谈会讲话。汉元说:我这个人看上去比较清瘦,但在风中还站得稳脚跟。

后来,追查责任中,压力最大的肯定是汉元,因为他面临大半生奋斗得来的地位的丧失,对于50年代开始在长期残酷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来说,绝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情。
一次,我被召去调查“《HS》摄制组与高层一把手的联系”。汉元在一边陪审,现场气氛紧张。当时,我也还不到27岁。汉元担心我压力太大,居然来了一句:“你们问他这个问题,有点奇怪。你们想想,《HS》整个制作、播出的全部过程,都是在原来的一把手期间,如果他们与一把手有来往联系,还不早就敲锣打鼓告诉你们了”!汉元说的是实情,事实就是这样。调查人员一听,也就问不下去了。
汉元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浙江温州人。海边人的性格,“中国犹太人”的进取心在他身上都有深重刻痕。他才思极敏捷,在当央视领导审片时,送审的编导们如果碰到汉元审片,几乎是享受,因为他能够把体贴、幽默、宽容渗透到工作的流程中,而绝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
比如,审看完一部片子,如果有原则硬伤,他会把极个别硬伤镜头指出来说:“这个镜头你要换掉,否则,我的乌纱帽没了,你的饭碗没了,你比我还惨。至于其它,我有几点建议,不一定对,你们认为有道理,就改,认为没道理,就作罢。”
多么睿智、温厚的“另类”台长。
他幽默地比喻中国的改革是老姑娘怀孕,难产是必然的,弄不好母子都担险。他还把中国的改革,比为 “乌龟爬门槛,里外是一跤,摔到外边,虽然疼一下,毕竟奔了艳阳天。摔到里面,疼了不算,还得继续爬。”
汉元,终于因为《HS》丢了他的乌纱帽,没有他,从根本上就不可能有我这个25岁毛头小子执导大片的机会,也不可能有《HS》的顺利制作与播出。或许,冥冥之中,他也承担着一个使命以及无可回避的命运代价。
那只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再次爬门槛的千年神物,至今依然爬在门槛上,半梦半醒,左顾右盼,心路迷茫。
而在此间岁月中,几代人已沧桑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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