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百年杂志的死亡

最后一期《周刊朝日》

这年头，纸媒的停刊已见怪不怪。但《周刊朝日》在今年5月底的停刊，还是在日本社会触发震荡。读者感到这太突然。因为就在去年的2月25日，编辑部还在大搞百年庆生活动。出版的纪念特集里还信誓旦旦：“即使100年后，《周刊朝日》也是悠悠的、知性的。为了满足读者知性的好奇心，我们将继续前行。”读者感到这太惋惜。毕竟，走过了101年，并跨越大正、昭和、平成和令和四个时代。这是令人惊讶之处。日本百年之物虽然太多，但一本周刊杂志也能轻松过百，这足以表明这个国家的体制始终处于稳定状态，表明这个国家的人，始终用一种坚韧应对万变。但这回为何不再坚韧，为何无心恋战、自主败退呢？这是个谜。因为论发行数，大报系的《周刊朝日》还不是垫底。发行量跌至4万多、隶属《每日新闻》的《周刊Sunday每日》还在健斗。而同属朝日系的《AERA》，只有5万多的印数也未遭停刊厄运。或许是“失去的才是最爱”的效应，最后一期《周刊朝日》刚出版就决定加印，这在杂志史上绝无仅有。读者都在抢买最后一期，以作证纸媒文化的死和自由主义被视为最酷时代的终焉。

吉永小百合为《周刊朝日》写的最后一篇专栏

办报纸也要办杂志，在日本最先尝试者就是《朝日新闻》旗下的《周刊朝日》。这本在1922年2月25日创刊的杂志，如今被美誉为“日本最古综合杂志”。杂志的第一代主编是镰田敬四郎。到今年5月底，101年换了41个主编，平均每2年半轮换一次。走马灯式地换，就是想保持杂志的常新状态。最后的“关门”主编是2021年上任的第41代渡部薰。在YouTube频道上，这位1970年出生、有着艺人风韵的女主编不无歉意地对读者说，杂志的全盛期是在上世纪50年代，卖出了150万部。最近几年，媒体的价值并没有想象得那样上升。说实话，随着媒体价值的下降，很难阻止广告的负面螺旋。最近期的印刷数是74125本。印数与广告，是停刊的要因。在终刊的主编手记中，渡部薰写道：“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表示对停刊的遗憾，想到101年是我们与读者共同积累和培育的文化史，我的心在颤抖。非常感谢你们对《朝日周刊》的喜爱。”

在《周刊朝日》101年的历史上，必须提及的一个人就是被称为“周刊鬼才”的扇谷正造。他在1951年就任第13代主编，直到1958年9月为止，成该刊最长主编。1953年，以他为中心的编辑部获得战后第一回菊池宽奖，1958年新年号最高发行数达到153万9500本，这个发行数至今未被任何周刊杂志超越。扇谷正造接手的时候，《周刊朝日》只有10万本的发行量，22页，定价5日元。

走教养主义路线的扇谷正造，上任做了两件一直延续至今的事情。

一件是邀请著名作家撰写连载小说。当时他邀请到了大咖吉川英治在杂志上连载历史小说《新平家物语》，这个连载，一直延续了7年。主编每周到东京周边的青梅小城，上门索取连载文稿。杂志销量眼见着3万、5万、10万地增加。尝到甜头的《周刊朝日》还连载过三岛由纪夫的《夏子的冒险》（1951）、水上勉的《饥饿海峡》（1962）、司马辽太郎的《街道漫步》（1971-1996）、村上春树的《周刊村上朝日堂》（1985-1986）、渡边淳一的《樱花树下》（1987-1988）、角田光代的《坡道途中的家》（2011-2013）等。

另一件是开辟了书评栏“周刊图书馆”。这一举措被著名文艺评论家丸谷才一誉为“日本最早书评家育成所”。确实，从育成所里走出了一大批书评家，如江藤淳、开高健、中岛健藏、中村光夫、伊东光晴、大江健三郎、尾崎秀树、中村雄二郎等，确立了日本书评的王道地位。1993年还为此出版了全3卷的《周刊图书馆40年》书评集。由于这些功绩，扇谷正造与《文艺春秋》的池岛信平、《生活手帖》的花森安治，被誉为战后日本三大名主编。

位于东京的朝日新闻大楼（图｜维基百科）

粗糙纸印刷、电车里的“中吊”广告。如果说这些是日本周刊杂志的外在特征，那么独家爆料则是其内在特征。日本的周刊杂志，粗粗的可分两大类。

一类是大报系的周刊，如同时创刊于1922年的《周刊朝日》《周刊Sunday每日》，都属《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旗下。创刊于1952年的《周刊读卖》（停刊于2008年12月），属《读卖新闻》旗下。

一类是出版社系的周刊。如1946年创刊的《周刊朝日艺能》属德间社、1956年创刊的《周刊新潮》属新潮社、1958年创刊的《周刊大众》属双叶社、1959年创刊的《周刊现代》属讲谈社、1959年创刊的《周刊文春》属文艺春秋社、1969年创刊的《周刊POST》属小学馆等。

大报系的周刊有大报支撑，有大报的新闻源头，所以可以跟风做各种事情。但为了维系大报的严肃和清纯，就不能做成八卦杂志，因为它无法试错，也不允许试错。出版系的周刊因为缺乏重大新闻的源头，所以选择和集中是其主要的编辑方针，爆料和独家成重点。专注于权力者、政治家、艺能人的下半身以及金钱关系，写一些读者感兴趣的世俗之物，出版系的周刊可以通过每周的试错来做到这一点，而大报系的周刊则无法相向而为。因此，多少年来《周刊朝日》做成了有品位的可以带回家的杂志。而出版系的周刊，则少有带回家的价值，看完直接扔在电车的行李架上是其命运。

原《周刊现代》主编、创生出“ヘアヌード/hair nude/裸体阴毛”这个和制英语的元木昌彦说，《周刊朝日》是个奇迹。这当然不是嘲讽之语，而是说不走爆料和色情路线也能挺到现在，还真不容易。内容扎实、文章安全系数高、难抓把柄，这种四平八稳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大报系的周刊发信力渐弱，存在感渐低。《周刊读卖》在2008年早早停刊就是明证。于是出版系的周刊很快就凌驾于大报系的周刊，其销量持续走高，直到20世纪90年代达到高峰。这正如《周刊新潮》的实际支配人齐藤十一说过，再是圣人，翻过另面，就是金钱，就是女人，这就是人。因此我们要做一本关于这些人的周刊。

当然，即便是谁也不得罪的编辑方针，一个不小心，还是会触犯到谁，从而产生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而走衰。2012年10月26日的《周刊朝日》，刊登了著名纪实作家佐野信一的系列文章《桥下：奴之本性》。这篇连载旨在披露当时“日本维新会”党首、大阪市长桥下彻的身世。文章提及桥下彻的父亲桥下之峰，是大阪府八尾市安中地区出来的“部落民”，而这样的人在日本社会一直很受歧视。文章一出，桥下怒火中烧。律师出生的他，能说会道，而且观点有深度，岂是一般主编所能抵挡的。尽管当时《周刊朝日》的主编河畠大四翌日就发表了道歉声明，并表示取消之后的系列报道。但桥下依旧不依不饶。最终导致主编和社长双双辞职。新任主编小境郁也肩负“重建”任务，不过走马上任的他，则在杂志社内部引发了包括性骚扰在内的权力骚扰事件，很快又被解雇。

在一系列不尽人意的动荡中，编辑部创作雄心勃勃文章的动力急剧减退，杂志的势头也明显下降。在以后的每周选题会议上，所有的提案都是针对老年人的。但写老年人则不敢接近和爆料他们性生活状态，这方面又不及《周刊现代》和《周刊POST》来得大胆和刺激。确实，日本老人有钱，但有钱的老人，怎么会特地跑到便利店去买《周刊朝日》？

当然，要说迷失，还有一个最大的迷失就是“寻求可靠实际销售的杰尼斯封面”计划。去年《朝日周刊》一半以上（27册）的封面都是杰尼斯事务所名下的艺人。一本定位面向“终活”（老人）的杂志，这回则玩起年少艺人和粉丝的游戏。不过，据说刊登杰尼斯相关的封面图片能带来数千册的销量。为了这区区数千册，迷失编辑方针，也足见其财务状况的深刻化。这一计划被当头棒喝的是今年杰尼斯原社长喜多川被正式指控性侵艺人，现任社长藤岛茱莉景子为此正式露面道歉。可以说这是压弯《周刊朝日》的最后一根稻草。人们只能叹息：“好吧。好吧。由它去。”

最后10年的《周刊朝日》，执掌大半的都是女性主编（如2013年的历代首任女主编长友佐波子、2019年就任的森下香枝和最后的渡部薰），她们上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极力排除煽情主义，显然这是要摆脱以往过度爆料带来的纠缠。这当然也是无可非议的，但同时也就自主地放弃了与《周刊文春》《周刊新潮》的竞争，停刊就是时间问题了。实际上周刊杂志存活的最大理由就是爆料独家新闻（Scoop/スクープ），做主流媒体（电视台、大报等）所不能做也不愿做的事。今天我们所言的所谓“后真相”（post-truth）时代，用另类语言表述就是爆料时代。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被无知所蒙蔽，在信息爆炸时代被自己（只相信符合自己的价值观才是事实）所蒙蔽。从这一意义上说，人其实始终都处于后真相时代。如果全信，你就输了；如果过于认真，你也输了。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地球是平的，为此与之相关的谷歌搜索量这几年翻了几翻。尽管常识和科学早就说地球是圆的。但人们宁可相信宇航局在骗人。周刊杂志的成功与否就在信与不信、真与不真之间。你将信将疑，你认而不真，周刊杂志的魅力就在这里显现。

最新一期《周刊文春》

在这方面，日本目前一枝独秀的是《周刊文春》。这本1959年创刊的杂志，这几年的发行量都稳定保持在55万本左右，堪称业界老大。2017年，周刊文春编辑部出版《文春炮》（角川出版）一书，时任主编新谷学在序言里说：我最近被修养了三个月。三个月内我虚心坦怀地见了200多人。一个直觉告诉我，“周刊必须原点回归，即彻底的爆料主义”。新谷学在2012年担任文春的主编。在他的手里，曾经有4期杂志“完売”（即销售一空）。要知道这是做周刊杂志的主编最美之梦，但几乎没有主编能圆这个梦，新谷学做到了。他在2017年出版《“周刊文春”主编的工作术》（宝石社）一书。在后记中他写道：记得当年去文艺春秋社面接，填表时，在“你经常阅读的是什么杂志”栏目下，写了“周间文春”。之后考官满脸堆笑地问他：“你读周刊文春吗？”新谷学回答说“当然”。面接官又说：“不过，周刊文春的‘刊’，可不是‘间’（在日语里，刊与间同音）哟”。就是这个男人，28年后成了这家杂志的主编。

周刊文春编辑部出版的《文春炮》一书，角川出版

远的不说，就今年以来，“文春炮”又射出了两发威力巨大的炮弹。

一发是射向政界。今年5月《周刊文春》爆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长男、担任首相秘书官的岸田翔太郎（32岁），去年年末在首相公邸举办亲属忘年会，还模仿新内阁成立时在铺有红地毯的台阶上拍集体照。当照片与文章一发布，日本社会一片哗然。民众批评这种做法公私不分，而且还为首相公邸的安保带来隐患。最终，儿子翔太郎被首相父亲炒鱿鱼。

今年6月《周刊文春》关于女明星广末凉子出轨的“爆料”

另一发是射向艺人。今年6月《周刊文春》爆料已有三个孩子，去年又获得“最佳母亲奖”的著名影星广末凉子（42岁）搞不伦。对方是一位米其林一星的主厨，是在料理界足以掀起革命的先锋，然而这位主厨也有妻子。文春把握十足地将其定位“W不伦”，当事人则基本无法也无力抵赖。

这里，人们可能会问这么一个问题：爆料个人隐私的周刊杂志为什么不被起诉？杂志有特权保护吗？回答当然是没有啦。不过有一个最高最大的东西来保护着这些杂志。这就是一国的宪法。如作为日本宪法学基础概念之一的“公的人格”，就是讲一个通过自己到处走动而活跃在公共领域的人，因此而著名，大量的公众成员对他们的行动感兴趣。这种人被称为“公的人格”，简称“公人”。这里有两个关键点：

•整个社会都非常关注这个人的言行。 

•将自己暴露在公众面前是她/他生计的一部分。

这样看，艺人（公人）的工作就是让他们的言行引起整个社会的注意。换句话说，通过这种方式谋生的人比普通人的隐私权更容易受到限制也是没有办法的。因此，艺人不采取任何证伪行动是正常的，除非该报道明显是不公平地损害其声誉，例如参与犯罪活动等。这样看，经常被质疑的“跟踪”、“侵犯隐私”和“侵犯肖像权”等，艺人很难为自己主张这种权利。照理说，艺人的私生活也是他们人生自由的一部分，媒体的爆料，除非握有犯罪事实，否则确实没必要干涉。但这种理解还是前宪法时代的产物。现在的情况是，因为你是“公人”，所以法院的判决基本上是新闻自由和公众知情权优先于诽谤和隐私权。这就是日本法律的目前解释。此外，艺人如果被爆料，从反向看也会因此脱颖而出，获得成熟人士的地位。因此一个说法是：被拍照＝受欢迎。这是一种双向互持的行为。被爆料反而更人气的反向，就是如果艺人过于执着于自己的名誉而起诉，在法庭中是不会太有机会的，也可能导致他们的损失超过金钱。因为根据法律，诽谤和肖像权都是民事问题而不是刑事问题。除非受害者述诸法庭，否则没有与之相关的规定或处罚。

当然，周刊杂志也不能以此为所欲为。从2015年之前的法律攻防来看，《周刊文春》其实是胜负参半。如：

1999年，《周刊文春》通过暗访爆料了杰尼斯事务所掌控人喜多川对所属男性艺人犯有性行为，遭到名誉毁损的起诉，要求赔偿1亿日元。2002年，东京地方法院在一审中裁定赔偿880万日元。文春不服，并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2003年，在法院第二次判决中公开承认了被指控的性行为是真实的，将损害赔偿金减少到120万日元。这场官司最后是文春胜诉。但为何还要支付120万日元？这就看不懂了。当然从中也可看出喜多川在当时的强势与影响力确实非同一般。

2010年5月，优衣库起诉《周刊文春》爆料内容不实，提出损害赔偿2亿2000万日元。最后文春胜诉。

2012年6月，《周刊文春》爆料棒球巨人军，原教练是暴力团成员，遭到名誉毁损的起诉，要求赔偿1亿日元。最后文春胜诉。

2012年7月，《周刊文春》爆料日本经济新闻社社长与女性的关系，遭到名誉毁损的起诉。最后文春败诉（支付1210万日元的赔偿金、刊登谢罪广告、削除文章）。

2012年9月，《周刊文春》爆料当时的宫崎县知事东国原英夫与女性职员的关系，遭到名誉毁损的起诉，要求赔偿2200万日元。最后文春败诉（支付220万日元）。

2013年5月，《周刊文春》爆料自民党候补与暴力团有关联，遭到名誉毁损的起诉。最后文春败诉（刊登1年的谢罪广告）。

这里，通常杂志报道的诽谤不太可能导致刑事案件，因为调查机构很难证明其“故意性”，因此杂志方不必过多考虑刑事案件的风险。当然，作为民事的赔偿金也是令周刊头疼的。不过，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赔偿金一般不超过200万日元。但即便如此，文春也是从历次的败诉中吸取教训，对记者的采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发表的文章更强调真实性。所以从2015年以后来看，文春爆料的安全系数比以往高出很多。

周刊杂志要通过每期的销售量来维持生存。销售量越大，广告量也就越大。反之则越小。这是个内循环，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死循环。由于周刊的时间性，便在时间上区划成周刊不需要连续报道政界，他们只需要抓住独家的某件事，大胆成文，让读者大吃一惊，感叹还会有这样的事情，便是成功。相反，当读者对这个话题的兴趣减弱，他们就会迅速调整，不再碰这个话题。为此，上智大学新闻专业的音好宏教授将周刊杂志称之为“重要的‘淘气包’式的存在”。认为这种存在，切开了与主流媒体的不同。换句话说，这不是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各自分担各认角色的问题。主流媒体有向公众连续报道政界的优势，并有自己的正规渠道（如日本的记者俱乐部制度）获取信息。不过，由于主流媒体不断沉浸在与政治融为一体的报道环境中，容易染上“政治正确”的病。一旦染上这个病，可能会与普通民众想获取的正义感和公平感有差距。而周刊杂志的优势，恰恰就在于贴近这种正义感和公平感。普通民众需要这两个感觉，这与他们的私生活有关联。日本的政治家之所以越线很少，之所以慎之又慎，就在于有文春为代表的周刊杂志的存在。而且文春现在基本上能做到一爆一个准，哪有政治家不怕的。谈文春色变，恐怕不是笑话。《周刊文春》的母体《文艺春秋》月刊在今年1月推出了创刊100周年纪念特集。《文艺春秋》杂志当年能绊倒人气冲天的田中角荣首相，并使其下台，如今的《周刊文春》，不愧是它的亲兄弟。

最后一期《周刊朝日》

话题再回到《周刊朝日》。为了显现“有终的美”，最后一期的封面照采用的是编辑部全员日常繁忙工作的图式。专门邀请了1979年出生的著名写真家浅田政志来摆拍。确实有点悲壮、有点凄寂。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指向的都是过去。作为教养的一部分，作为精英的一部分，作为文化史的一部分，《周刊朝日》将被人们铭记。不过，也确实不必过于惋惜。因为有专家预测，5年之后，日本所有的纸质周刊杂志都将消失。这就是纸媒研究家小仓健一在去年出版的《周刊消失的那一天》（鳄鱼出版）书中得出的结论。他认为，日本全国56000多家便利店开始消失杂志区，表明便利店不再看中仅剩1%的杂志营业额。书店里，杂志的数量也在减少。当每个人都可以在他们的智能手机上阅读信息之日，就是纸质周刊杂志全面消失之时。 这样看，《周刊朝日》的停刊，只是日后周刊杂志倒闭潮的春江水暖？是的。当边际成本持续下跌，就应该考虑转型了。如同数码相机与胶片相机。

纸媒研究家小仓健一在这本书里预测：5年之后，日本所有的纸质周刊杂志都将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