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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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春天，学校新来了足球专业的体育老师，姓王，组建了校队，小学三年级的我加入球队，开始踢球。和被球迷家长们按着脑袋参与进来的同学们不同，我是真喜欢足球，享受把球踢进球门的成就感，以及那些和队友配合默契的瞬间。
刚开始，我只管踢球，很少看电视上的足球比赛。直到2012年欧洲杯半决赛，意大利前锋巴洛特利的爆射破门，才将我彻底拉进了足球的世界——莫西干发型，精湛的技术，出色的身体素质，独特的气质，他的方方面面都令我崇拜。因为这个“坏小子”，我开始看意大利足球联赛，爱上了尤文图斯队。我搜遍了所有“尤文图斯”相关词条和新闻，用电视回看精彩集锦，球队一切的荣誉和球员事无巨细的信息都令我津津乐道。我也开始玩电脑上的足球游戏，又认识了很多球星。
可学校并不太支持搞足球，处理申请补助、聘请教练、沟通队员和家长、联络俱乐部洽谈合作等各项琐事，完全靠王老师一个人撑起来的，到我上五年级的时候，校队的队员和教练才基本固定，王老师请来的林教练很有耐心且经验丰富，训练也更有针对性。
2013年10月，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我和同年级队友、学弟们一起“为校出争”，参加全市比赛。当时全北京市有10多支队伍参赛，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学校足球队搞了多年，队员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第一次上场比赛，我整个人紧张又兴奋，在场上完全处于茫然状态，练过的动作和教练的话早都抛到了脑后，球去哪儿我跟到哪儿，运气好碰着球了，就卯足劲儿踢一脚。队友们的表现也和我大差不差，在被对手狂轰两位数的进球之后，我们都懵了。赛后，很多队友心灰意冷，纷纷放弃了踢足球，家长也不再支持他们留在校队了。但我依旧想坚持，父母也很支持——毕竟，这个爱好锻炼出了我的好身体。因为我学习成绩又一贯不错，对口的中学也都挺好，所以“小升初”的压力没有成为我继续留在校队踢球的阻碍。
但我的确萌生过放弃的念头。那是2014年春天一次分队比赛训练的时候，那天我传球失误多，跑动也犹豫，引来了操场边一个观众的不满：“你这就不是踢球的样子，训练都吊儿郎当的！”
说话的人就站在林教练旁边，我知道他，是个家长，也是个资深球迷，他儿子是小我两届的队友，他妻子是我们学校的主任。后来和他们一家熟络后，我才知道他是在教练缺人手的时候主动请缨帮忙来的，但那句话确实很伤人。
那晚回家后，我情绪低落：“他又不是教练，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我不想踢了。”父母了解事情原委后，告诉我，是否继续踢球，完全取决于我。但又说，对于自己热爱的事，不需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尽力就好了。
从那之后，我在球场上自信了不少，对于教练的批评，我虚心接受，面对别人的批评和责骂，也不再轻易逃避，只有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去回应。
那年夏天，足球世界最盛大的比赛在巴西举行。那是我看的第一届世界杯，狂热的球迷，充满激情的主教练，拿出自己最好精神面貌的球员，都让我印象深刻。我支持巴西队，每天凌晨，被闹钟叫醒的我，迷糊着打开电视，一场不落地看完了他们的每场比赛。最终，巴西队在自家门口以7球惨败于德国，让我伤心了好几天，久久难以释怀。
2
对于00后来说，“小升初”也绝对算是一场人生的重大比赛。
六年级开学前，一位和校队合作的老教练私下和家长们聊过升学的事。他说，我们这些“小球员”基本只有三条出路：放弃学业去职业队；成为足球特长生，通过“特招”进入中学；或者放弃足球、专攻文化课。权衡之下，我和父母选择了第二条路，这也意味着，我需要在六年级下半学期参加目标学校的足球测试才能获得入学资格，因此，提高球技，成了我必须要做的事。
我爸是自由职业者，平时基本上都是他在照顾我。他经常来看我的训练和比赛，又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和那个老教练逐渐熟络起来。老教练在足球圈的人脉丰富，推荐队员试训这种事，对他来说轻而易举。老教练也说他很看重我，想在升学方面帮我一把，愿意抽空给我开小灶，只需要去他家附近球场跟着他训练，为“小升初”的足球测试做准备。
他没提出其他条件，唯一的要求是我要认真练球，如此慷慨的建议，我爸无法拒绝。当时正赶上学校修操场，平时校队训练都成问题，我爸便每周3天带我去老教练家附近练球。训练的项目主要是传球和带球，老教练从国外的青少年足球训练内容中提取了10个单元的脚下技术动作，如脚底拉球、脚内侧来回敲球等，重点训练我的球感，以提高我在比赛中停球带球的速度和稳定性。北京秋冬季节非常干燥，风刮得脸生疼，我每天从晚上6点半练到8点，累，但效率极高。
升入六年级，每次考试，我只有语文作文会扣两三分，数学和英语都恒定满分，所以在功课上没有太过紧张。那段时间的“小灶”，让我的球技突飞猛进，不仅带球过人更加轻松，跑动速度方面更有优势，比赛时的大局观和“控场意识”也更强了。
那年冬天的北京市甲组比赛中，我场均进两球，校队高歌猛进，一路杀进了决赛。对手是北京市小学里数一数二的强队，跟我们每年会踢将近20场友谊赛，彼此之间已经熟悉到了让对方小球员的家长会在赛前毫不避讳地站在我们旁边，讨论赛后的夺冠晚宴要如何庆祝。
然而，骄兵必败。决赛开场1分钟，我就一个单骑闯关打入进球，瞬间灭了他们的气焰。之后的比赛里，我们一直被对手围攻，全员防守。尽管最后被扳平比分，进入点球大战，我们还是笑到了最后，前所未有地帮学校拿到了冠军。
那个周日的傍晚我至今记忆犹新——回家路上，广播里播报了北京国安在中超联赛绝杀广州恒大的消息。第二天的升旗仪式上，学校破天荒地为我们校队举办了一场颁奖仪式。
快乐是短暂的，这个冠军还不足以让我顺利进入招收足球特长生的理想学校。
寒假期间，在家长们组织的庆功宴上，林教练也谈到了我们升学的事。北京只有人大附中三高和北京市八一学校接收足球特长生。这两所“足球传统校”在中国校园足球圈远近闻名，但是教学和管理模式差别很大：三高地处足球基地，基本都是特长生，住校训练，常年在外比赛，很少回家；八一则是传统的重点学校，特长生以学习为主，放学训练，实行走读管理制度，招收的足球特长生必须是北京本地生源。
在中国足球发展的大环境下，“孩子不能为了踢球完全放弃学业”是家长们的普遍共识，因此，八一成为了我们几个六年级校队队员的理想学校。林教练的儿子就曾是八一毕业的足球特长生，有着这层关系，他和八一的教练们更是熟悉。
教练可以帮忙推荐孩子去八一，对于别的家长来说是件难得的好事，对我来说，是相当于又多了一重保障——之前带我训练的老教练，早已答应举荐我到八一。
就在家长们想进一步和林教练讨论推荐事宜的时候，林教练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他准备组织球队去海南参加一项比赛，想获得他的推荐，孩子就必须去参赛。比赛是海南当地一个俱乐部的负责人自己举办的邀请赛，参赛队伍都是其圈内朋友找来的小学队伍，即使拿到冠军也没有任何价值。除了参赛要交的报名费，林教练还要求家长们购买他指定的一系列昂贵的机票、酒店消费。
这突然的变脸，让林教练之前一年兢兢业业带队留下的好形象瞬间崩塌。有两位家长当即表示，自己的孩子不会去八一，也不会指望他帮忙。剩下的几位家长犹豫起来，后来我在房间里，听着父母在隔壁的讨论——那是年少的我第一次面对善变的人性，明白人心真的会如此险恶。不过，年幼的我还想不到太深奥的道理，仅仅希望自己可以去八一。
最终，父母决定让我参加这次海南之行，不管怎样，两条腿走路都比一条腿要稳一些。林教练并没有跟我们去，只派了他儿子带队。我们参赛球员的年龄参差不齐，三年级到六年级的都有，甚至凑不齐上场的7个人。
我和我爸单独订了机票，到海南再与球队会合——与其说是比赛，倒更像是去旅游，我进了不少球，但输赢都无关痛痒。回来后，我成功跻身于林教练的“引荐名单”，父母认为这些花费是值得的。
3
2015年2月，从海南回北京的第二天，我一早就去了八一学校的六年级球队参加试训（指球员在正式加入球队前，跟球队一起训练一段时间相互熟悉适应的过程）。一同来的还有其他两个孩子，一个是我在校队的队友，另一个也是在老教练那里开小灶的孩子。我想着，自己能来试训，起码说明林教练是打过招呼的了。
八一的训练很专业，教练会根据每个人的特点设计训练内容，以发挥我们各自的最大优势，包括传球、盘带、射门和一些简单的传球配合，最后还进行了一场队内的分队比赛。训练赛我不怵，我个子比一般的同龄人高出半头，在球场上跑得快、技术好，也有拼劲，利用速度优势突破射门，总能轻松进球。
一周下来，我的表现应该是得到了八一教练的认可。寒假的训练结束后，他允许我们3个新人继续跟队训练，于是六年级下学期，每天放学后我爸都要开车送我到八一训练。
对于我来说，八一是个崭新的世界。这里是北京小学足球圈的“天花板”，标准尺寸的足球场草皮很厚很软，独立食堂里的饭菜，远好过我以前吃的那些闷了很久的盒饭，之前在学校里被视如“大餐”的土豆牛肉，在这里不过是家常便饭。
一栋二层小楼专属于八一学校足球俱乐部，一层是储藏室和更衣室，我们的训练装备都存放在更衣室柜子里，二层是办公室和宿舍，家远的队员可以缴费入住。俱乐部的生活老师是一位中年女性，多年面对活分、好动特长生们，让她早没了教室里授课老师们的温柔，俱乐部规定不能在室内踢球、扔球，不能大声吵闹，每当有人违反时，靠门口的房间立马会传出她大声的责骂：“屋里别给我踢球，要踢就出去！”
虽然听起来脾气很大，但她把俱乐部的内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晚上她会整理好更衣室所有的桌椅，检查每一处门窗，去一公里外的小学部接小队员们到俱乐部训练。她房里常备有多种运动饮料、零食和纸巾等，方便孩子们取用。队员们的生活杂费一应由她管理，孩子们都在她那里存钱、记账，每到月底或学期结束时，她会挨个清算钱款。我不属于正式队员，所以每次买东西都只能当场拿现金付账，有几次我忘带钱的时候，她都会很大方地送给我水，我会想着事后把钱补上。她听说我们学校的饭菜不好吃，每次盛饭都会多给我加菜，还叮嘱我“不够再来加”。这一切，让我感觉在八一的生活是那么美好。
我爸常来看我训练，很快就和教练们熟悉起来，因为他的活络，别的家长也不再只站在球场一角远眺孩子训练，纷纷来到场边围观、聊天，渐渐都和教练处得像朋友一样。八一的六年级球队有很多活动，每次夺冠或者重要赛事获胜后都有聚会，饭店的大包厢里，教练家长们坐一桌，我们小队员们坐一桌。
那几年流行“撕名牌”，我们在饭局后，就在附近的空地展开游戏。没有道具，象征性地点到为止。也会玩“抓人”的游戏，先手心手背选出一两个负责抓人的，再规定好活动范围，倒数10个数，开始游戏，被抓到的人再跟着一起抓人，抓完为止。有时经常玩着玩着就变成了捉迷藏，玩的次数越多，我们的技巧也越高。晚上借助阴影藏匿，借助周围建筑隐藏，大型餐厅、度假公园、宾馆民宿里都有过我们的身影。
那段时间，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新集体里的队友们都有自己的偶像，对于世界足坛和每个球星的了解程度都远超过我小学校队的队友们。但我还是骄傲地发现，我比他们认识的球星都更多，随便提起一个球星，我对他们的事都如数家珍。在新队友们的“熏陶”之下，2015年6月我第一次在熬夜看了欧冠决赛的直播，比赛中的一方，正是我心爱的尤文图斯队。尽管那场比赛尤文图斯落败，屈居亚军，但欧冠决赛却自此成了我每年必看的一场球。每年决赛日这天，我都会设好闹钟，准备好零食和饮料后早早入睡，等到凌晨3：25，雷打不动地起来看球。
我自认性格不错，跟新队友们相处得比较融洽。有时他们会单独私下跟我聊一些球队里的小秘密，比如谁的女友叫什么，或者是谁有哪些外号。我听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什么时候转到我们这儿呀？”我总是回答“快了吧”——其实我知道自己即将小学毕业，转学很困难，每当这时，我也会恍然想起：我还没有真正成为八一的一员。
那段时间的晚上，我不再轻易入睡，开始思考新认识的人，新接触到的事，从中分辨是非，试图思考出一些更深刻的道理。小时候我妈总说我还没“开窍”，现在想想，我似乎就是从那时开始开窍的。
4
八一小学部的学生可以直升本校初中，不必进行特长生考试，因此参加考试的只有我。
那天的记忆至今依旧清晰鲜活——我爸说路边正绽放的花寓意着好运，我穿着自己最舒适的一身运动服踏入考场。考场上的教练都是平日里最熟悉的人，但我依然感觉有沉重的担子压在肩上，担子里装着的，是这一年来我的努力，我爸的付出，全家人的希望。
好在这些没有给我带来太多压力，我按部就班地完成着每一个早已烂熟于心的考试项目——折返跑和30米跑，我再擅长不过；一分钟颠球120个，简直小菜一碟，我整整颠了223个；射门除了左上角没得分，剩下的都拿下（球门被线分割成6块，踢中下面3块位置均计1分，中上位置计2分，左右两个上角各计3分，每个位置各有1次机会）——最终，我以发挥稳定，通过了考试。
2015年8月，我正式成为了曾以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八一学校的一员，作为足球特长生，进入中学的球队。
我在场上的位置了发生变化，从前锋变成了防守型中场。带队的主教练陈指说，防守型中场在球队中是很重要的角色，我身体素质好，体能充沛，是很适合的人选。一开始，我并不适应，但几场训练赛后，我意识到，这个位置是球队的攻防枢纽，便开始在网上找了很多后腰球员的比赛、抢球和防守集锦，学习他们的动作和控球习惯。在训练中，陈指侧重教我防守抢球的技巧，随着防守能力的不断提高，我逐步完成了从“披荆斩棘的射手”到一个“硬朗凶狠的抢球机器”的转变。
伴随着日常训练，我和陈指也更加亲近。他有个两三岁的儿子，一家三口常到俱乐部来。我和队友们每次都会主动跟他妻子打招呼，她让我们不要叫她“阿姨”，要叫“姐姐”——这个称呼也一直保留到了现在。有次陈指的儿子被家里的宠物狗咬伤送去急诊，我爸也去医院帮忙，还有一天晚上他妻子被鱼刺卡到喉咙，当时家里又没人，我爸妈开车送她去了医院，又帮忙照顾小孩。一来二去，我们两家也熟悉起来，经常同关系亲近的队友家庭一起聚餐。
陈指觉得我在20个队员中算是比较懂事的，私下里跟我爸和我都谈过，让我当队长，协助他带队。我爸表示尊重我的意愿，我则多次明确地回绝了，因为我不想因为地位变得特殊而和队友们关系疏远。
队长袖标最后落到了我哥们徐亮的胳膊上。我六年级试训时就和他认识了，进到八一后，他就在我隔壁班，他家和我家又只相隔一个路口，我俩像久违地老友般一起厮混，常互相搭车上下学。初一600多个学生里，有200多人是从小学部直升的，徐亮的“人脉”遍布全年级，和他在学校里走路，走三两步就要打声招呼。跟着他在一起，我也成为了个“校园外交官”，时常能和对面的来人搭上几句。
球队队友之间的关系和友谊是很多普通同学无法想象、也很难达到的。球队的人分散在十几个班，但经常会在校园里三五成群，任何空闲时间都会聚到一起，谈天说地。有一个人遇到困难或者受到威胁，往往是一群人都会为对方冲上去。记得一次有个又高又壮的学生欺负我们队一个又瘦又小的队员，隔壁班的队友第一时间给大家“散布”了消息，我们八九个队友纷纷赶到，根本不需要动手，光是用眼神注视，就让对方连连认错。从那之后，整个初中部再也没有人敢招惹我们队任何人了。借着这些队友，当时全年级18个班，每班我都能有至少有5个熟人，从来没有被借本书或者借张饭卡这种事儿困扰过。
在这顺风顺水的日子里，我偶然得知了之前试训推荐背后的事——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能来八一，既是靠着自己努力争气，更是因为有老教练和林教练两人的推荐，从心底感激他们帮了我这么多。这样的想法，一直持续到2016年春天的一次饭局。陈指在吃饭时说起当时老教练和林教练向他推荐球员的事，而当时被推荐的人里，压根没有我。当时陈指向他们询问我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他啊，他要来的话，你们得出点儿……”要钱的手势代替了没说的话。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难以入眠。原来，人性是如此繁杂深邃，不可揣测。
5
因为八一学校的足球俱乐部的名气，很多足球活动的开幕式会选在这里的操场，国外俱乐部的青训合作也会找上门来。初中每个年级都有一支队伍，每队15人左右，我们那届初一队实力很强，和高年级踢比赛毫不吃亏，因此俱乐部也愿意让我们队代表学校去参加各类比赛和活动。光是初一一年，我们就代表学校去英国合作签约，也代表中国去日本参加了世界U14（14岁以下）足球邀请赛，还和来自法国、巴西、德国等足球强国的中学生切磋交流过。
出国比赛时，父母都在万里之外，除了教练，我们可以依靠的就只有身边的队友了。时间长了，经常住同一个房间的队友会越来越熟悉，相互之间像对家人一样。外出比赛和训练中总免不了受伤，手臂扭伤或是腿脚伤了，吃饭或者背包就会变成一件困难的事，往往都是同住的队友自动为伤员带饭和拎包。我有几次我在外集训期间因为水土不服胃疼、头晕，都是室友帮忙带饭。还有队友在外期间出了水痘，教练带他从医院回来后安排他单独隔离，几个出过水痘的队友会给他带零食和饮料，我们其他人也经常开视频和他聊天。
除了彼此照顾，我们还常聚在一个房间里打桌游、搞娱乐，商量计划第二天比赛的打法，也会凑在一起给某些队友搭讪心仪女生“出谋划策”，亲密无间。
经过一年的磨合，升入初二的我们，整期待着在北京市的比赛中展现身手，没想到却先接到了沉重打击。
2016年9月3日，由于薪资待遇问题，陪伴球队3年的陈指要离职了。他离开前一天，在结束训练后和几个队里关系好的队员家长吃了顿饭。当时我也在场，听大人们的交谈，知道了陈指的薪酬已经无法保障他家里最基本的开支。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人在生活的压力下，情分也无法做主。
第二天训练结束后，天色已黑，球场灯光下，陈指把我们集合起来，宣布自己要走。我看到了他眼角的泪光，他在尽全力克制自己、平复内心的伤感与不舍。当晚的朋友圈里，队友们纷纷发表了长文感谢和道别。相比之下，我发的字很少，我知道的陈指经历比其他队友多得多，我对于他的了解早已不再是片面的训练中的严厉，我们不仅是师徒，还是朋友，这样的关系不是一句“感谢”或“再见”就能收尾的。
陈指离开后，俱乐部把我们和初三队合并了，由初三队的方指带队。我们面前是即将到来的北京市中学生足球比赛，参赛球队是北京16所校园足球队，采用淘汰赛赛制，想夺冠的话，几乎一场都不能输。
队伍合并后，我们原班人马的首发11人中一定会有人失去主力位置，我就是其中之一。那是我第一次当替补球员，很痛苦，心里满是因技不如人而无法登场比赛的不甘。从陈指麾下最得力的“干将”到方指的“弃将”，巨大的落差让我甚至一度认为自己的足球生涯末日来了。
那段时间，我们队分出了两个训练时间，初二队的队员4点放学后训练传球和配合，练到5点半，初三队员放学出来训练，我们几个参加比赛的初二队员继续跟着初三队训练到7点。
为了夺回主力位置，我在训练中付出双倍努力，在拼抢中比所有人更凶狠，传球时要求自己尽量做到零失误，在训练赛中我抓住一切机会插上、进球。但这个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那段时间，训练榨干了我所有的体力，晚上回家后，基本上没太多精力写作业，只能利用白天课间时间和训练前等待初三队员放学的间隙，以最高的效率完成作业。
和我一起努力夺回主力位置的队友有两三个，但是繁重的训练和学习任务，很快就让他们放弃了。我亲眼见证了他们的自暴自弃，训练中开始偷懒蒙混，白天在课堂上也心不在焉，作业更是很多都完不成，甚至还有人公开表达了对教练的不满，在训练场上顶撞教练后愤然离场——当然，事后自己自然还是吃亏的一方，不仅要承受俱乐部的停训惩罚，还要公开检讨，向教练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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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时陈指带队的战术主要以短传控球打法为主，而方指带队常用的战术是防守反击，喜欢利用边路球员的速度，因此长传球是必备的技能。而这恰好是我之前练习很少的技术，无论是踢球的部位还是要领的掌握，我都很欠缺。因为踢球脚法不标准，经常导致球踢不远、踢不准。
方指很快发现了我存在的问题，每次练习时都会花很长时间单独指导我。长传球是我那时每天的第一个训练项目，3个技术要领：首先是脚法，需要用脚内侧、也就是鞋带的偏内侧位置；其次是摆腿，要大腿带动小腿摆动；最后是支撑脚的位置和击球部位——支撑脚需要搭踏在距离球两个半拳头的位置，想把球踢得又高又远，则需要击球的中下部。
掌握这项技能的过程很漫长，在练习过程中，我因为腿部频繁地摆动和有时错误的姿势，导致了筋骨受伤。
大腿内侧、靠近腹股沟的拉伤对我来说并不是新伤，我初一就因此休息过，但是直到练习长传复发后，我才去医院接受治疗。这个伤，主要体现在大腿根的抻拉疼痛，仔细感觉，更像是筋被拽动的疼。不光是走路、运动时疼，晚上静止不动、睡觉时也会疼，疼痛感虽然只有白天的四到五成，但是一直持续，经常让我彻夜难眠。医生说，我长期用右腿踢球，导致肌肉、韧带劳损和骨头扭伤错位，只能通过推拿复位筋骨，但是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休息的那段时间里，我不能跑步或者过多走动，可以在场边做一些平板支撑等核心力量练习。方指密切关注着我的伤势并且严格监督，怕我做不利于恢复的动作。
一周后，我的伤病恢复了，但是这个伤也在我的运动生涯中埋下了病根。
我继续以双倍的付出去训练，终于在十一假期外出集训比赛时，抓住替补登场的短暂时间，尽可能地展现了自己的能力。我拦截了对手多次传球，还送出了几次颇具威胁的传球。
教练决定把我挪到主力位置试试，我也早已为这一天做好准备。几场比赛下来，我是队里为数不多的几乎没有失误的球员，在防守端，被我盯防的对手有时一场比赛都挨不到球。
我一步步坐稳主力的位置，终于等来了11月北京市的比赛。
作为种子队，小组赛的对手和我们实力差距较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取胜——第一场我们就遇到了麻烦，对方教练申诉，说我们的球鞋不符合校园足球的安全标准。在争执后，方指选择“强队胸怀”，让我们换上了自己的旅游鞋。旅游鞋和足球鞋的形状、功能、脚感完全不一样，匡威的板鞋甚至连跑步都费劲，但对手此举已经成功地激怒了我们，就算不穿足球鞋，我们也12:0拿下了比赛的开门红。
经历近两个月的磨合期，我们已经基本适应了方指的战术体系。他和陈指的足球理念截然不同，相比于追求“美丽足球”，他更注重比赛结果。他总说这样一句话：“过程难看点无所谓，结果达到了就是胜利。”
他喜欢让我们“抢开局”。完成这个布置，需要几个步骤：首先，在双方队长抛硬币决定是要选场地挑边权利、还是要发球权的时，队长要选“要发球”；第二步，开场之后，一脚长传打到对方后卫身后——初三队的队长是个边锋，速度非常快，由他迅速跑向对方后卫身后，以最快的速度射门或者传给身旁的队友射门。
这个战术非常有效，很多青少年球队都是“慢热”，开场的时候球员注意力经常不集中。依靠这个战术，我们成功在每场比赛的前3分钟内都进了球，然后打防守反击。
方指对于人员的轮换有自己明确的原则和道理，半决赛的时候我拿到了一张黄牌，当时比分4:0，球队已经稳操胜券。为了保证我不被罚下、可以顺利参加决赛，他以最快的速度把我替换下场。
“你知道我这么做的目的。”下场时，他对我说。
“嗯，我知道。”我回答。
此时的我早已百分百信任这个新教练，我们的默契也开始产生。
决赛前，方指在准备会上交给我了一个任务：“你负责盯住对方的10号球员，他去哪儿你去哪儿，一直纠缠他。”我带着任务上场，不得不说，方指的布置真的高明，对方10号球员是他们的队长，也是核心，我时刻贴着他，他没法接球，球传向他脚下的前一秒我就已经把球阻拦了。他拿不到球，就没法发挥能力，守住了他，对手几乎就哑火了。
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像狗皮膏药一样纠缠终究还是激怒了他，在我再一次抢先一步截到球后，他在我背后恶意地踢了我的小腿，我摔倒翻滚出去，起身后，满腔怒火已经升到了喉咙。方指在场边的怒吼把我拉了回来：“别理他，好好踢球，别理他！”
那一瞬间，我想起了赛前方指千叮万嘱的话：“在比赛里吃亏了没关系，要为了集体的利益着想，不要为了一己私欲毁掉全队的努力！”
我冷静下来，注视着裁判掏出红牌把对手罚下场。盯防对象“下班”了，我的任务也轻松了不少。在比赛的最后1分钟，我在对方守门员碰到球的前一秒触碰到足球，把球捅进了对方的球门，比分变成了1:0。
那天是2016年11月23日，比赛时间已经超出了常规时间，裁判在吹完进球有效的哨声后，直接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我完成了绝杀，帮助球队夺得了冠军。
那一刻我甚至感觉有些不真实，我跑向替补席的方向庆祝，队友们在我身旁欢呼雀跃，我们终于拿下了北京市的冠军。这个冠军是那届初三队建队以来的第一个冠军，而一锤定音的是我这个初二的队员。那天，我让场边所有初三学生的家长都认识了我。
返程的大巴车上，我们纵情高歌，我不确定英雄人物是否都会如此兴奋喜悦，但是我的体会是这样，和球队一起夺冠是人生中最美妙的事！
7
转过年来，等待我们的是繁忙的比赛。
2017年4月到8月底，球队被邀请参加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简称“青超联赛”，比赛规程和中超联赛的职业比赛一样，16支队打双循环，分主客场，最终按照联赛积分和净胜球数排名。我们的对手来自郑州、洛阳、青岛、潍坊、石家庄、涿州、天津、太原、长春等，这意味着这些城市我们都要去。那半年的时间里，我们几乎一直在路上，缺课成了常态。火车站集合，坐火车到另一个城市，再坐大巴到指定宾馆，这一套流程已经成为定式——当然，我们更在意的是比赛的场地、宾馆的WIFI和餐厅的食物。客场比赛基本都在周六，我们需要在周五中午出发，周六上午比赛，然后中午坐火车回北京。
回到北京，还有一项耐克杯的比赛也在同时进行，同样是主客场制，每周的周二或者周三，我们要么去北京各处学校踢客场比赛，要么提前放学到操场迎接主场作战，下午的课基本都上不了。在关键的比赛前，连上午的课也无法静心听，注意力早就转移到即将到来的比赛上了。
初二的物理老师发现我们班同学普遍在实验题上出错，决定在每周五下午的课上专讲实验题。可我每周五都缺席，只好在平时中午饭后去办公室找老师，一次次地问，反反复复地琢磨和做题，长此以往，实验题居然成了我物理上最擅长的题目。
4月到6月，全国中学生足球锦标赛东北赛区的比赛也要开打，几乎每周都有两场比赛，对我们身体的消耗很大，教练根据我们的疲劳情况，降低了训练课的强度，不再是以往的传球、射门、盘带、防守抢断和分队比赛的综合训练，而是以简单的短传和抢圈小游戏为主，训练时间也缩短到了1个小时。比赛前一天的训练基本就是角球、任意球这种定位球的进攻套路和防守站位训练，我们偶尔也会设计任点意球小套路来迷惑对手。
在淘汰赛前一天，教练还会安排罚点球练习，增加我们的抗压能力。我们在几项赛事淘汰赛的点球大战中全部获胜，除了训练的作用，也离不开守门员的功劳。我们都管他叫“门神”，他是一个神奇的人，在小学就展现了惊人的天赋，反应极快，在那时的点球大战里，他可以等对方球员把球踢出来后再根据球的方向把球扑出来。
门神的性格也是极具“反差萌”，球场上和平时生活中判若两人。平时他是个活宝，很多时候只需要一句话或者一个表情就可以把我们都逗乐；而到了球场上，他是出了名的闷油瓶，整场比赛几乎听不到他说任何话。
在职业足球比赛中，守门员站在最后面，可以纵观全局，需要经常大声呼喊提醒队友，而我们的门神却非常淡定，似乎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事值得着急。点球大战前，每个人的神色略微紧张甚至呆滞，而他依旧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可一对一的较量一旦开始，他平均每场都能扑出两个点球。都说一个好门将顶半支队，我们在北方赛区中以点球大战3:0比分淘汰对手进入四强，闯进了全国赛，门神3次扑出点球，直接让对手怀疑人生。
那天，我们最高兴的不单是进入东北赛区四强，而是全国赛的日期接近初二下学期的期末考试，这意味着我们将不用参加学校的期末考试——尽管还会补考，但是那都是我们后面需要考虑的事了。晚上我们肆意庆祝，俱乐部的两名主任领导甚至亲自前往比赛地长春来为我们鼓劲。
全国赛的比赛被安排在了北京三高基地，入住三高基地前，我们得到了短暂的假期，可以回家休息，此时，我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欧冠决赛。
那年的欧冠我格外期待，因为我的“主队”尤文图斯时隔两年再次闯入决赛。队友们大多都是C罗的球迷，而尤文图斯队的对手恰好就是C罗所在的皇家马德里。这场我满心期待的比赛，最终成为了我继2014年世界杯巴西队惨败后的第二场令我至今都不愿意再回顾的比赛。C罗的两粒进球在夜深人静的凌晨彻底击碎了我的欧冠梦。
赛后直播颁奖时，我看到画面里尤文的球员们站在颁奖台旁边看着对手狂欢，这种滋味很难受。我的求胜欲很强，我不喜欢输球，更不喜欢在决赛输球。
短暂休息后，我们入住了三高基地的宿舍，比赛之余，全队十几个人都扎堆在一间宿舍，围一大圈玩狼人杀。
全国赛的对手都是中国校园足球顶尖的球队，16支球队，分4个小组开赛，不少家长们也来观看助威。几个月前曾在长春击败我们的对手，又被我们逐一击破，球队排名不断上升，最终锁定了全国第五名。
当时我们认为一定还有机会把这个名次再往前提，但直到现在，那也是我们最好的名次。
8
全国中学生足球锦标赛落幕，球队把更多精力放在了耐克杯上，7月份的北京已经开始炎热，随着比赛越往后，对手也越难缠。
我们半决赛的对手是四十七中，他们主场作战。场地根本不算合格的球场，大小还没有标准球场一半大。比赛当天七级大风，借着风他们直接“刮”进了一球。领先后他们开始拖延时间，只拿了一个比赛用球，把球踢出界后，每次捡球就要花上20秒。方指干脆派我们自己的替补球员到场边捡球，可我们还是落败了。
第二回合是我们的主场，学校操场的看台上聚集了很多同学和老师。我们带着杀气踏上球场，上半场就3球领先。下半场对手心态开始崩了，变得急躁，失误增多。我抓住对方的一次失误，果断起脚，在距离球门30米开外一脚重炮直接轰开了球门。我的进球让场边看球的人沸腾了，赛后，场边的同学和老师给我发来很多祝福和给我拍的照片，狂喜的快感持续了很多天都没有消退。
决赛，我们面对实力远高于我们的回民中学，只能依靠整体防守来死守平局的比分。对手大部分时间都压在我们的半场围攻，整场比赛的射门次数远超过我们，但是我们守住了平局，在点球大战中战胜了对手，夺得冠军。将近两个小时的鏖战，让我们身心俱疲，但夺冠的喜悦打消了每个人的疲倦，更大的兴奋点，是那天的颁奖嘉宾——C罗。
那是C罗第一次“中国行”。因为在比赛中表现优异，我被教练安排到了和C罗互动的活动中。在离球门15米左右，挑战将球射入左右两个上角。
C罗先踢了6脚，进了3个球，然后参加比赛的高中组和初中组的孩子们，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尝试挑战，但没有一个人进球。
轮到我出场，C罗表示想指导一下我们。他站在我身旁，弯腰指了指我脚背内侧的位置，说要用这里击球的中下部。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当今足球界顶级球星，早已让我神情恍惚，我根本没有太过留意他的指导，助跑，摆腿，射门，足球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飞入球门右上角。身旁主持人手持麦克风发出欢呼，站在我左边的C罗也高举双臂庆贺，然后伸出双手和我击掌，又单臂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后来我每次提起这个瞬间，都让身边的C罗球迷羡慕到死，可是说实话，当时我并没有那种热泪盈眶的激动——我当时确实很兴奋，但那是源自我的进球。至于C罗，我很欣赏他，可他前几天刚击败了我心爱的球队，我完全狂欢不起来。
下篇
1
耐克杯赛事结束了，但我们球队征程还没有到达终点。休息了一周后，我们又开始了青超联赛东奔西跑的主客场作战。最后一场比赛在开学前一天收官，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击败了青岛队，最终获得第三名。
来不及休息，我们就迎来了开学，升入初三，中考就近在眼前了。我赶上了中考改革的第一年，物化史地政生，6选3。中考对我来说压力并不算特别大，因为整个初中我的成绩一直都在中等偏上，在班里也可以排到前10。更让我心里有底的是，作为足球特长生，升入八一高中部会有一定的降分政策，以前的录取分数线会比普通学生降80分。
2018年3月，中考“百日誓师”之际，教练集合了球队开了动员会。他明确地告诉我们初三队员，今年高中部对我们的录取政策是只比正常录取线下降50分。这个消息对很多队员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体育特长生因人而异，有的人学习训练兼优，学习成绩甚至比实验班的学生更好，也有些不爱学习。八一高中部的录取分数线在北京市里算比较高的了，即使是下降50分，也不算很低。
好在初三上学期里我没有松懈，一直在补文化课。我很清楚，踢球已经让我比其他同学少了很多学习的时间，因此我必须要争分夺秒地学习才能弥补差距。教室中午关灯午休，我就到楼道亮的地方刷题，课间飞奔到老师办公室答疑，总之，抓紧一切时间学习。
作为足球特长生，我也得保持着每天放学后训练，毕竟，升入高中，还要继续踢球。
八一学校的初三校区独立在主校区的2公里以外，我每天放学后都要刷辆小黄车，骑去主校区，在校门口买块面包填下肚子再去训练。我们还有耐克杯的比赛任务，训练强度没有降低，周一周二主要是传球射门和比赛套路的基本训练，面对更高水平的比赛，我们需要把每项训练精益求精；周三的训练以“拉体能”为主，一般是45米的折返跑，两个来回为一组，跑20组，目的是为了储备充裕的体能并提高腿部力量；周四的训练量比较小，主要是分队比赛；周五则练习定位球的进攻与防守。
4月，“一模”成绩出来了，按照以往录取的分数线，减掉50分，我的分数离“过线”还差10分左右。那一刻，我真正产生了危机感，远比3年前面对“小升初”的紧迫感更强。我没有选择，也别无退路，必须更刻苦更拼命地学习。
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是询问了几个老师：“老师，从‘一模’到‘二模’和中考，我还有可能再提分吗？”
老师拿着我的试卷分析之后，回答是一致的：“当然，不光有，还有很大的空间。”
老师们的话给了我信心和希望，整理错题，刷题，答疑，训练，我的努力终于在“二模”后有了质的飞跃，成绩已经超过了“降50分”后的标准。我告诉自己不能松懈，满心期待着中考的到来。
“二模”出成绩一周后，我偶然间听到教练告诉队里一个学习成绩很差的队友，说降分政策还是80分，让他赶紧去补课，成绩够了就可以上高中。我这才明白， 他之前说“只降50分”是为了激励我们。那天教练发现了站在门口的我，希望我可以对其他队友守口如瓶，不要让大家失去备考的动力。我答应保密，但知道真相，我却感觉自己的心里再也紧不起来了——降80分的话，我的成绩已经比这条及格线高出了快60分，我还担心什么？
6月，我开始变得浮躁。尽管我自己很清楚，过早浮躁一定会出问题，但我依然无法让自己静下来——因为中考两天前，俄罗斯世界杯开幕了，这一次很多比赛不需要熬夜看了。 因为中考的缘故，我并没有完整地看完巴西队的每场比赛。我不敢想象“万一考砸”的后果，按部就班地完成了考试。
查成绩那天，网站一开我就进去了。我的分数刚刚卡在预估录取分数线降50分的位置，虽然不算完美，但是我能直升高中部了。那时我没仔细反思，只能感谢自己前期努力的积累。
2
升入高中后，足球彻底成为了我难以割舍的一部分。它不再仅是我的爱好，更是我升学的辅助，是一项事业，我必须更努力地踢球。
我初中时的球队一共有18个队员，其中5个队友因为是外地户口上不了高中，不得不离开。他们都通过学校俱乐部的推荐，以特长生的身份进了河北省的高中，还有3个队友早在初三前就选择了退出球队，有的准备出国留学，有的开始奋发学习，最终跟我一样进了八一高中的，只有10个人。
7月的暑假，又传来喜讯，那一年高中毕业的高三球队中，有2个师哥分别考入了清华和北大，他们都是通过了高校的足球测试后，在高考中达到了高校要求的成绩录取线。一时间，他俩的事迹火遍全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能够通过足球特长生的身份进入清华北大，绝对是中国每一个踢足球孩子做梦都希望的事。
这事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高中开学第一天，我在开学典礼上听完其中一个师哥的讲话之后，就在心里暗自定下了自己高中的终极目标：清华北大。我要为之付出一切努力。
有个远大而且明确的目标总是好的，但想要达到目标，难度可想而知，清华北大的足球特长生录取，不仅需要很高的文化课成绩，还需要过硬的球技。
早在开学前，有着丰富的高中班主任经验的邻居阿姨就告诉过我：“要想高三得到‘升华’，高一高二一定要打好基础。”为了我宏伟的求学计划，我每天打满十二分的精神上课，下午认真训练，晚上踏实地完成所有作业，没有一天在12点之前睡觉。
从高一第一周开始，物化生史地政，6科课每天都至少有4科会布置作业，作业量大不说，其中有一半的学科我初中没有选考，初三那一年基本都没学过，写起来真的很困难。查笔记，搜题，甚至就算瞎蒙着写，也需要不少时间。
开学一个多月后，我和班里的一个女同学聊天，她跟我说：“班里不少人都议论，从没见过你这么认真的学生，从没在一节课上睡过觉，听讲的时候也太认真了。”我当时也直接袒露心声：“我本来基础就不稳固，再加上每天要抽出2个多小时训练，不听讲晚上真就是写天书。”
但他们不知道，那段时间我整个人已经困倦到神魂颠倒了，每天挂着“三眼皮”上学，下午上课恨不得把眼睑用火柴棍儿撑起来，甚至足球训练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高中足球队的训练更累了。传球训练的距离变长了，这不仅意味着需要使出更大的力量，跑动的距离自然也变长了。身体进一步发育之后，比赛中的身体对抗变得更加频繁，对体力的消耗大幅增加。球队每周都会去学校的健身房训练，每次的力量练习几乎耗光我所有的力气，腰酸腿疼、胳膊无力的状态会持续好几天才会消退，没有充足的精力，这些训练根本扛不下来。为了保证训练时体力充沛，我强迫自己每天晚上12点必须上床睡觉，11点半必须“收摊”——作业就算写不完，也要收。
我们直升高中的10个人中，像我这样坚持兼顾学习、训练的，只有4个，剩下的人几乎都选择了放弃繁重的文化课学习。不过，上课认真归认真，有些学科我是真的学不明白，比如数学和物理，前几节课我还勉强跟得上，可讲着讲着，就忽然感觉变成听天书了。找老师答疑时，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做题中遇到的很多困惑，居然都是人家普通学生在做题时潜意识里就知道的东西。
同样是上课，为什么他们会我不会？
这个问题后来我和班里的好朋友聊完才搞懂。八一的高中录取分数线本来就不低，来这里的学生底子都相当好。朋友说，我们班80%的人都在外面上数学或者物理的补课班，学校里教的东西，人家在补课班里几天就差不多学会了，来学校上课，只能算是“再巩固一遍”。更何况，每天他们比我多学2个小时，还有很多人刷题，题刷多了自然“神”。
可即便知道了差距，我也依旧认真听，积极问，努力学，跟同学们的差距很难缩小了，但是至少可以让自己不彻底被落下吧。
文化课方面我尽最大努力让自己不掉队，在足球方面，我也得全力提升自己的能力，为球队夺取荣誉，也为自己争取拿到运动员证书。
可惜，因为户口问题，初中队的很多主力球员流失后，高中队的实力实际上是下降的。在北京市的比赛，即使拿到冠军也没法获得一级运动员证书，我唯一能够获得“一级证”的途径，只剩下中学生足球锦标赛（高中组）的全国赛了。
3
10月开始的全国赛上高手云集，这些球队的队员基本都是在校学生。24支球队，分为6个小组，在所有队伍到达比赛地完成注册之后，当晚每队会派人前往参与抽签分组仪式。一般选定城市之后，会有3、4块比赛场地，比赛日每块场地有3到4场比赛任务，每两个比赛日后会有一天的休息日。开幕式后，揭幕战立即打响，最后的决赛最后一个场次的闭幕式场地举办，届时，除去参加决赛的两支球队，各队教练和队员出席观看比赛后好参加闭幕式。
比赛进入八强，球队才可以获得3张一级运动员证书，名次越靠前，“一级证”的数量就越多，像清华北大这样的好大学，将来都需要“一级证”作为报考的门槛，所以，每场比赛对我们来说都是寸土必争的恶战。
我爸和队里一些队友的家长经常会跟随我们去比赛地点，更多是为了和教练吃饭，希望孩子在以后升学的时候，教练可以利用自己的人脉来帮忙推荐。我爸还会花更多时间留在酒店，和我们在一起，给生病的队员找药、帮赛前带错球衣的队员改号码（剪下训练服上同样字体的数字熨烫贴在比赛服上）等等。他会跟教练一起参加抽签分组仪式，每次都兜里装着、手里盘着类似毛主席像章这样“保佑好运”的吉祥物件。
但这样的方法也并不能每次都灵。
2018年深秋，我们在全国赛获得了第七名，拿到了3张“一级证”。球队三个年级的队员们都没有证书，但高三的师哥们即将面临高考，“一级证”要先紧着他们发。我们直升高一的10个人水平都还不错，哥几个一致认为，以后两年再打比赛，一定还有机会再拿到“一级证”。
可高三年级的师哥们即将高考，后续不再参加比赛，我们队的实力又下降了一截。
转年2月，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们几人措手不及，也因此吃了大亏。
还是全国赛的小组赛，依旧是24支球队，6个组。第一场比赛里我们发挥了全部实力，以4:1大胜对手，暂时排名小组第一。赛后队里气氛高涨，所有人都摩拳擦掌，都希望到场上去碰一碰下一个实力更强的对手。第二场比赛前的一天晚上我们七八个主力球员聚集在队长房间，还商讨了明天比赛时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都坚信，只要拼尽全力，是可以获得胜利的。
第二天一早，教练宣布首发名单时，换了几名替补球员上场，又将一直使用的4321阵型换成了541阵型——这种五后卫阵型通常用来龟缩防守，放弃进攻。他解释说，我们的实力比对手弱，需要加强防守，即使拿到平局的一分也是至关重要的。要把几名主力球员放在替补席上，下半场再上去“突袭”对手。
临场改变阵对于我们影响很大，很多练习时的配合和战术无法施展，防守站位也出现了漏洞，很快我们的球门就被洞穿，失去了争夺小组第一的机会。
小组赛的赛制是：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6个小组中有4支积分最高的小组第三明也可以晋级。小组赛常规比赛时间一旦平局，将会直接进入点球大战，在点球大战中获胜的球队得2分，失利的得1分。
最后一场小组赛，本应该是我们拼死也要拿下的一场球，却成为了我人生至暗的一场比赛。更坏的消息在第二天也随之到来，排名小组第一的球队以大比分输给了原本排在小组垫底的球队，这样一来，我们成了小组垫底，直接被淘汰了。
在2019年冬天的全国赛上，我们再一次陷入了这样的局面，别说八强，连小组赛出线都变得很吃力。
转眼间我已经上了高二，眼看获得“一级证”的机会越来越少。我妈问我还是否要继续踢球，说如果我厌倦了，完全可以放弃足球转而踏实学习。她甚至一度说了很多非常消极的话，让我压抑了许久的怒火大爆发了一次。
可是，就算这样，将来靠足球能上的大学，也绝对比我靠文化课考试成绩能去的学校要好，现在放弃的话，损失是巨大的。
我不会放弃，我坚信，才高二，我们还有机会。
4
2020年1月底，球队本来原计划会开展冬训，全力备战年后的全国赛。经历了之前的一切，我们决定抓住一切机会争取一级运动员证书。
然而一切计划赶不上变化。随着新冠疫情扩散到全国多地，别说比赛，就连学校的训练也被取消了。
从寒假直到6月，我都很少出门。逝去的是时间，丢失的也是我充沛的体能和肌肉力量，错失的是入选全国夏令营比赛和获得“一级证”的最好机会。
6月，高考也被推迟。在高三师哥们多得的1个月备考时间里，我们也在逐步调整进入高三的节奏。7月，学校召开了线上动员大会，俱乐部恢复训练的通知也接踵而至。为了应对高考大关和年底各大学的足球特长生测试，我必须马上恢复训练。
按往年师哥们的升学经验，12月份要先参加各大高校的足球特长生测试，入选高校的接收名单后，转年来直到高考前的6个月，要全身心备战文化课。一般情况下，这半年的时间，足够体育生们把接近二本线的成绩拔高到一个能上一本的分数。
高校足球测试的重点在于实战比赛项目，负责考察的教练们通过实战会清晰地看到每个球员的真实水平。但测试的评分和录取决定权，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校招生办和校队教练。很多高中球队的教练也都和高校的教练认识，每年都会推荐人才。
在去参加高校的足球测试前，2020年10月的全国赛，成了我们这届队员争夺“一级证”的最后机会。留给我们恢复和训练的时间很少，全国各地防疫情况不同，相比于外省市很多高中球队从5、6月份就开始恢复训练，我们直到8月才回到球场。这被耽误的半年，让我们各个方面能力和素质都在退化。球队里加入了新来的高一队员，但磨合期太短，我们踢起来毫无默契。
这次，我们被分进了死亡之组，和全国强队的几场比赛，我们全线溃败，又是小组垫底，彻底宣告了我们与“一级证”无缘。
这还不是比赛期间对我最痛苦的事。最后的排位赛里，我被对手侵犯受伤。那是我近几年中最严重的一次伤病。当时我和对方的后腰队员在争顶飞来的高空球，他身高将近1米9，在我背后起跳时双手压在我肩膀上，直接把我按着推了出去。那一瞬间，我感到右肩骨头的关节前后挫动了一下，有些麻，但是并不疼。我喊了一声，告诉裁判犯规了，见裁判没有吹哨，只好追上去一个倒地滑铲把球铲了出去。再起身时，右手撑地的那一下，肩膀处传来的尖锐的痛感，让我无法把微张的手臂自然收回，肩膀的位置好像卡住了一样。
场边的医疗队紧急给我诊断治疗，好消息是没有脱臼，坏消息是关节可能错位了，后面的比赛不一定能继续踢了。
教练随即把我替换下场，医疗队给我冰袋冷敷。
肩膀错位，不仅导致我无法正常跑步，右手更是连写作业都吃力。我白天把冰袋绑在肩膀上，冰敷到近乎冻伤，晚上喷云南白药，伴着药味睡去，期待着醒来时可以多恢复一点。
休息了3天后，疼痛感降低了不少，胳膊也能够轻微活动了，为了不让球队降级，作为主力，我还是带伤上场了。其实我可以一直休息到赛事结束的，但我想让教练看到我的责任心——尽管他和我爸说过很多次，一定会把我推荐给各大高校的教练并安排提前试训，我还是决定上场。
上场前，我用绷带把大臂和肩膀捆在一起固定住，再喷上冷冻喷雾麻痹疼痛，我知道，我要完成自己高中阶段最后的两场正式比赛。
受伤后再回到赛场后，对于再受伤的恐惧一直在心里作祟，我变得有些放不开。和身体捆绑在一起的手臂让我摆臂困难，无法快速奔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肩关节处就会传来剧烈的疼痛。我不得不去琢磨该如何面对年底即将到来的高校足球测试，就为自己这一身的伤病，也暗自发誓，一定要作为足球特长生，考取一所好大学。
我做好了到各高校参加足球测试的准备，开始和考上大学的师哥们打听他们校队的情况。可10月15日，教育局发布了高考足球专业测试招生全面改革的消息。
以往的足球考试，一直分为“高水平考试”和“单招考试”两种，前者需要先后通过高校单独的足球测试和高考分数线要求，而后者要求应试者必须获得“一级证”，而且参加专项考试后将不能参加高考。
而这一次改革，把“高水平考试”改成了全国统一考试，高校不得单独进行考试。按以往的政策，足球特长生即便在一所高校的单独考试中发挥失误，还可以参与选择许多其他学校的测试，但改革后的全国统考，意味着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如果这一次考砸了，将与全国所有招收足球特长生的高校无缘。
不仅如此，政策还规定，每所高校只能招收足球特长生不超过10人。全国招收足球特长生的高校本就只有100所左右，也就是说，新政策实施后，最多只有1000多人可以通过足球特长生考试升学，同时还要达到各省高考分数线的要求。
然而，2021年，全国光是报考“高水平考试”的考生就2万多人，也就是说，要有1万9千多名足球考生，将会在这条路上成为陪跑者。
面对突如其来的改革，教练也帮不上我们什么。往年，他会为高三的队员和家长简单介绍北京和外省一些他熟悉的高校情况和校内足球测试的内容，也会根据队员们的意向，利用自己的人脉介绍他们去一些高校参加试训。可如今，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指导我们通过每一项测试需要运用的方法和一些技巧。他会定期给我们安排模拟考试，负责掐表，并登记分数。
我们也都明白，这次想通过高校的考试，最终只能靠自己了。
5
足球统考的几个项目中，能够拉开考生之间差距的是绕杆、踢准、折返跑3个小项目。虽然实战比赛最能够体现一个球员能力和态度，但在考试中，每人只有10分钟的实战时间，很多人甚至拿不到一次球，最后所有人在实战上的得分上下差不出3分，根本没有区分度。很多应试者都在外面的专项训练营里每天专攻那3小项，像机器人一样很好很机械地完成规范动作，甚至可能根本没有上场踢过比赛，纯粹是为考试而考试的练习。
统考改革，对于已经上高三的我来说，不啻是个毁灭性的打击。政策出台时，开学已将近3个月，距离“大考”已经不到半年。面对越来越少的时间，我只能提高效率练习考试项目。
每天5点半放学后，我们几个高三生不再跟随球队训练。操场上要容纳3支初中队，1支高中队和1支小学队，留给我们几个的训练空间就只剩下一个角落。即便将绕杆项目的标志杆摆在场外宽1米多的草皮上，将30米射门的球门紧挨着场地的边线，我们还是经常会影响到旁边球队的训练。
我们的训练全凭自觉自律，来不来练、练多久、态度认不认真，根本没有人管。唯一盯着训练的人是我爸，他每天过来帮大家掐表计时，站在球门后面捡球。临近考试，初中队的2位教练以及俱乐部的顾问教练都来给我们进行动作指导，纠正脚法，调整足球的摆放位置，叮嘱考试前的一些注意事项，包括怎么做可以在实战比赛中更有效地获得高分。
足球是很灵活的运动项目，踢球过程中随时需要面对很多的外界干扰因素，比如球的充气量、草皮的摩擦力，还有更加难以控制的大风、冰雪等天气影响。例如“30米踢准”的考试中，要求球要在空中飞行30米落入球门，但这30米途中没有人可以控制球的走向，空气阻力和风向随时可能改变一切。考试中这个项目能踢6脚，满分20分，一旦失误1个球，4分的差距就出来了。
而这4分，很可能让我从上985变成复读。
2021年，疫情仍在断续，学校经常停课。我需要每天进行项目练习保持脚感，因此我每天都到学校练球，风雨无阻。3月，北京经历了好几场超大型沙尘暴，整个城市漫天黄沙。可我不敢停止练习，依旧戴着口罩踢球、跑动。最需要我多加练习的就是30米踢准，毕竟它对稳定性的要求最高，分差的区分度也是最大的。
尽管我非常注重在准备活动时充分活动筋骨，可日复一日抡大腿踢球的动作还是让我的旧伤复发了。没办法，30米踢准的动作类似于练习长传球，使得我大腿根的韧带因劳损而疼痛。我又找到了帮我调理过无数次的那个中医，开始了复位治疗。主要的治疗方式是推拿，把筋骨通过推拉按揉的动作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过程中有时筋骨会被掰得生疼，但我还是需要身体完全放松，等听到伤处关节响动，就基本完成了。
每次刚完成治疗时，我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但大概10分钟后，那些被大力推拿的部位又会开始发疼，这样的疼痛一般会持续一整天。一般复位之后是最少需要休息3天到7天的，但临近统考，我没有太多时间来慢慢休息养伤，休息两天就赶紧开始恢复训练，这也导致了伤势反复，始终没有痊愈。
足球统考的考试时间一直没有确定，直到考试前的3周才下发通知，正好和“一模”考试冲突。于是，当所有高三学生跟着老师紧锣密鼓地备战“一模”时，我和队友们都在冲刺备战着足球统考。
身边的高三队友们情况各不相同，有3人和我每天一起出勤训练——我们太需要这次的测试成绩了。还有几个断断续续出勤，态度时好时坏，毕竟相比于足球技术，他们文化课的欠缺更多。还有偶尔来练几次的，但人家不指望足球考试，单凭学习成绩便能随随便便985，只不过是踢了这么多年，也想去参加一下测试而已。也有人在外面健身房找了私教冲刺训练，或者是找了专业人士指导测试项目。
但我仍在日复一日熟悉着每项的脚法和步伐。恐惧源自于未知，也源自于深知这次考试的重要性。哪怕我已经参加过那么多比赛，面对这个能将我的未来一锤定音的考试，我依然紧张到爆。
以往的好心态荡然无存，那段时间，我吃不下，睡不好，上课时脚下还在不时模拟着考试时的脚法和步伐。面对成堆的卷子，我无心刷题，满脑子都是对于足球考试的遐想。我不断幻想着最好的结果以及欢庆的喜悦，也不忘对最坏的结果提前做好心理建设。
日子过得格外慢，我几乎快要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内心的紧张让我没法踏实地做任何一件事。
6
4月6日，我来到了全国统考的考区沈阳，天气阴，大风七级。隔天登记签到之后，我领到了自己的考试时间——作为第一批考生，将在4月8日参加考试。
考前那晚，我根本无法入眠，宾馆周围的一丝一毫响动对我来说都是灾难，那是我即将崩溃的顶峰。
4月8日中午12点考试才开始。我10点左右垫了一口粥，啃了半口面包，就再也吃不下了，感觉自己体内的神经已经崩到了最紧。
我看着参加30米踢准的入场队伍，随着大风无情地乱吹，第一组几乎全军覆没，零分的考生比比皆是，我看着他们的脸庞，都能想象到他们内心的绝望。第一批考生，也是最不幸的一批，他们中很多人仅仅通过两项测试后，就已经宣告了今年的失败。
面无表情地走进考场，我极度平静地跟着考试队伍。第一项考试是绕杆，两次机会取最好成绩。我的方针很明确，第一次求稳，保证有分，第二次再放手一搏。第一趟我走得很顺利，射门为了求稳，放弃了球速，慢了0.02秒，差1分满分。我对这成绩已经很满意了。第二趟是我练习以来感觉最快的一次，我拿到了第一个20分满分。
来不及喜悦，就到了第二项考试，30米踢准，踢6次，只给6个球。球的质感差不多，我踩踩按按，感觉不出来充气量，只能深呼吸让自己放松。大风虽然小了一些，但是余威尚存，我第一脚就跟球门差之毫厘。好在后面的4球脚法稳定，统统得分。踢最后一球之前，我感觉到大腿根位置隐隐作痛，涌现出火辣辣的灼烧感。我忍着痛开始助跑，触球的一瞬间却顿感不妙——这个球亏气了！果然，球高出球门大约10厘米左右，我只拿到了16分。
接下来的折返跑被认为是没有人不能拿满分的项目。可我腿伤复发，肩伤也让我暗暗担忧，只怕自己拼尽全力也很难拿到满分。站在起跑点前，我告诉自己：就算是豁出条腿，也要拼命跑。我同组的人都很快，我是最后一个冲线的，虽然非常接近满分水平，但是零点几秒的分差就差出好几分——我只拿到了17分。
最后的实战考察，是随机分组，在赛前简单互相传球热身时我注意到，同组考生中有个人，无论是从接球还是传球动作来看，都肯定是个根本不会踢球的人，估计是从那种突击补课班训练营中出来的“专项怪”，只会那几种特定动作，可能根本没踢过真正的比赛。
实战里我在中场位置，而“专项怪”站在了右边锋位置，离我比较远，印象里他都没有碰过球。实战我总体表现还算不错，抢到了几次球，传球也没有失误，拿到了32分，最后的总分是85分。我记着“专项怪”背后的号码，签字确认成绩时，特意扫了一眼他的成绩——果然，他前3项就拿到了56分，加上实战的30分后，竟然比我还多了1分。
简单打听下周围考生的成绩，大多数人都只有70多分，我对自己的成绩比较满意。我们组的考生分数集中在70到80分之间，80分以上的有3人。随着更多人结束考试，我发现大家实战的平均成绩都可以达到35分。据一些有单招考试经验的复读生说，每个赛区第一天考试的比赛成绩都会存在压分的情况，这样一来，我的成绩就并不算太具有优势了。
我对大学的要求就一个，必须在北京，离家近，方便，有事还能给家里人帮忙，因此外省的学校我一个也没报。成绩名单公示后，我在所报几所北京大学中的排名处在第13名到30名之间不等，都没进前10。看到公示后，我感觉到了绝望，也能感觉到父母的失望。那种难受是说不出的，只能偶尔转化为愤怒——可又该向谁发火呢？每当这时，我都在心里暗骂，埋怨这令人措手不及的改革。
足球特长生升学这条路变得生死不明，高考，成了我最后的机会。
那段时间我拼了命地刷题，每天学习到凌晨两三点，白天上一天课也不觉得累。我暂时不再需要训练了，也没有任何比赛，但是和足球有关的一切，成了一棵被雷电劈倒的大树干，横堵在心里。我始终没法迈过这道坎，能做的只有用学习来麻痹自己，甚至一遍遍在心里告诉自己：“我不喜欢足球了，以后也再也不会踢球了。”
刻意用排斥足球的心理自我安慰，只是为了让自己稍感好受些。高考前，我不断做好最坏的打算，想着即便不靠足球升学，能考上个普普通通的一本也挺好的。我厌倦了低效乏味的训练，想要充足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上街走走，看看从前没有闲情逸致享受的晚霞。我甚至赌气地想，即便没了足球，我的人生也一定会展开新的篇章。
7
6月初那几天，我的心态前所未有的平静，尽管我清楚这场高考绝不是无关痛痒的游戏，但我没有丝毫的紧张和焦虑，经历了足球统考的压力之后，仿佛没有什么可以再压倒我了。
6月25日，高考成绩出来了，530分，高出北京一本线20分左右。父母对我的成绩很满意，想着即便不作为足球特长生，我读个一本学校的好专业也不会太难了。
除了高考成绩带来的欣喜，考前切尔西在欧冠决赛夺冠也让我狂喜。出分后的那几天，我和我妈几乎把分数够得上的学校和专业都研究透了，无数次修改之后，完成了30个志愿的填报。那几天我有太多话憋在心里，想着这么多年父母的支持，却不能作为足球特长生升学，我就觉得于心有愧。
6月28日晚上11点多，我收到了一个师哥发来的消息：“我们学校有一个（足球特长生）名额，你考虑来吗？”
“能，志愿怎么填？！”
我压抑着所有激动，拨通了负责老师的电话，填完了特殊类型招生的信息，一切尘埃落定，那30个志愿瞬间没用了。
这所学校离我家很近，算是个全国闻名的学府，我从没想过排在第13位的我会得到这个名额——但我还是得到了。我永远忘不了告知父母这个消息后他们当时的表情。那是我近几年最骄傲的时刻，无数的量变终于引起了质变，我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7月16日，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另外3个和我一起全勤训练的队友，也作为足球特长生都考取了北京的211大学。足球统考分数较低的2个队友，靠着高考成绩上了离家很近的二本。2个学霸队友并没有用足球特长生身份，但都没有悬念地进入了985学校。还有2人没有考过北京市本科线，选择了复读。
我们都进入了人生的新篇章，但依然保持着过生日时互相请客吃饭的习惯。
9月，我成了大学生，新的校园，新的球队，新的队友，一切是如此陌生又熟悉。我仍然是体育特长生，每天放学后雷打不动地训练，仍是那个追风少年。
我是幸运的，在万千考生中爬着上岸，每每回顾这一路，我都感概：体育特长生升学不仅靠腿和头脑，也靠时间和运气，更靠毅力和坚持，没有捷径，路都是每一个运动员用血和汗拼出来的。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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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影《西小河的夏天》，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