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全国残疾人岗位精英职业技能竞赛上，一位盲人程序员通过听取读屏软件来写代码。（视觉中国/图）
阅读至黛玉进贾府的章节，障碍又出现了：细腻的环境描写，人物关系密密匝匝，听得全乱套了。周文晴是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系的在读硕士生，由于先天性视神经萎缩，仅残存一点视力，她“看”书用的是读屏软件——用一种机器人的声音，把智能手机的字都读出来，语速大概是正常沟通语速的两倍至四倍，旁人听起来就是一顿“叽里呱啦”的声音。这样的好处是，每天花上一到两小时，一本73万余字的《红楼梦》能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听完。
坏处则一言难尽。手机里的读屏软件只能暂停和快进，无法精准定位到某一行，语句符号间的停顿、喘息与回味的空间没有了，许多时候“听不懂”。小说如果有特别多对话，读屏软件不能读出对话开始与结束的双引号，周文晴也分辨不出究竟是谁在说话。
盲人阅读在主流社会里似乎是件“小事”。很少人关注读屏软件是不是可以定位到某一句话；一本新书面世，大都不提供无障碍的电子版。
2022年5月5日，一部为视障人士带来福音的国际条约对中国生效。这则新闻，让盲人阅读这件“小事”有了些许关注度。
条约全名为《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又称《马拉喀什条约》，核心在于为无障碍格式版的制作提供版权限制与例外，为无障碍格式版的跨境交换、进口提供便利，解决无障碍格式版本匮乏问题。
盲文书荒
很长时间以来，无障碍格式都被限定为盲文。1991年施行的著作权法规定，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的无障碍版本，仅有盲文形式。
可上盲校时，周文晴不喜欢用盲文阅读。盲文书厚重，比如一本高中数学教科书需要分成五册，每一册大概有13寸大小，七八厘米厚，光是携带就很不方便。
盲校里有图书馆，不大，大部分藏书都是教科书、中医推拿教材，以及《读者》《故事会》《盲童文学》。“这些我不感兴趣。”周文晴说。他们班上有一台配置了读屏软件的电脑，许多同学喜欢下课围着电脑读《绿野仙踪》《窗边的小豆豆》。
周文晴的朋友董丽娜比她大十来岁，1992年入读盲校。在董丽娜上学的年代，还没有读屏软件可用，盲文书几乎是唯一的阅读材料。董丽娜每周都去图书馆借书还书，先是看一些智力题集，后来是老师推荐的《家》《春》《秋》。印象最深的是《简·爱》，一整套盲文书有五本，都是砖头厚度，她带去教室，带回宿舍。
但书还是太少，“读着读着就没什么可读了”。那个年代特别流行台湾作家三毛和张晓风的作品。老师在课上念了一小段《撒哈拉的故事》，浪漫、有异域风情，董丽娜被吸引了。她特地到盲校的图书馆里找，没能找到。
民谣歌手、诗人周云蓬则在媒体采访中提到了更早的1980年代的盲文书籍。那些书都很老，且文学类的极少，《红楼梦》都是洁本，宝玉初试云雨的部分直接砍掉，标题改成了“狡诈的袭人”。
如今，盲文书的书荒，依旧可以用几组数据简单说明。从出版社来看，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共有出版社586家，而中国盲文出版社是唯一一家提供各类盲文读物的综合性公益出版机构。各地盲童学校的教材则主要由上海市盲童学校盲文印刷厂（现更名上海博爱盲文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从出版物来看，2020年，全国仅出版新版图书便有21.36万种。而中国盲文书籍每年的出版量为一千余种。
中国盲文图书馆信息无障碍中心主任何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盲文出版的工序还是较普通图书出版要复杂一些，加上一些环节还不能实现完全自动化，因此盲文书成本比较高、出版周期也更长。“一本《简·爱》大概要分几册印刷，盲文书的成本价大概要大几百块，普通的墨印书可能就几十块钱。”
另一方面，并非所有视障者都能熟练摸读盲文。曾因参与综艺节目《奇葩说》走红的蔡聪是十岁时视力急剧下降的，此后一直在普通学校上学。为准备高考，才到盲校学习盲文。他笑言，他摸盲文的速度常常让自己都感到着急。
“摸读盲文是个熟练工。”蔡聪说，盲文摸读需要从小时候开始历经大量训练，他了解到经过盲文摸读训练的学生一分钟摸读一百多方，而他一分钟能摸到十个方已经不错了。“你会特别不愿意用盲文，就是你看书会特别慢，效率极低。”
2022年4月，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启明部盲文阅读室，视力障碍学生借阅盲人读物。（视觉中国/图）
读屏打开的世界
在普校上学至高中，蔡聪视力微弱到完全无法看书了。他的语文老师安排了几个同学和蔡聪一块围读，围读的内容是《雷雨》《羊脂球》这样的经典篇目。很多年以后，蔡聪还记得大家讨论的场景，也感谢老师没有强调围读是为帮助蔡聪，而是给每个人都设定了角色。“这个（融合的）理念很先进”。
可蔡聪还是觉得，别人帮忙念书“怪怪的”。他认为，阅读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是自我的世界与作者的深入互动。视障者的阅读里，却时常有第三人的存在。
“如果没有感情地读还好，他还带着他自己的情感，还有对你人生的干涉那就更烦了。这也是我认为志愿者帮读书是很坑的事情（的原因）。”蔡聪说。
他想要自主的阅读。
2004年，蔡聪准备参加普通高考，遭到拒绝。正是失落的时候，父亲从《知音》杂志看到一个盲人通过望远镜上课，考上了专门招收盲生的大学的故事。由此，他们知道盲人可以通过单考单招上大学，还知道盲人可以通过屏幕朗读软件操作电脑。
很快，他们买回了电脑和读屏软件，开始用读屏软件“看”书。不知道“下载”是什么意思的蔡聪托同学下载了各种文学书，其中还夹着一本《金赛性学报告》。蔡聪的家在学校附近，中午放学后，他总是“看”到快响铃上课了，才匆匆回校。
他印象最深的是长篇小说《飘》，以至于一个多月时间里，脑海里始终萦绕着斯嘉丽和瑞德的话语。“直到读到结尾‘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我热泪盈眶。”
“能看书真的是一件好幸福的事情。能自主地看书，而不是等着别人看。”蔡聪说，上大学后他延续着这样的阅读，同学之间流行到网吧包夜，他就到网吧看古龙、金庸。
这样对阅读饥渴的时刻，视障者阿冲（化名）也有。2004年，23岁的阿冲意外发现广州图书馆的电脑可以把页面上的文字“读”出来，他能自主上网了。
那时，阿冲在按摩店上班，需要24小时待命，有时凌晨3点会被叫醒给顾客按脚。饶是这样，他还是跟老板请假，每天中午12点前的时间，他要去广州图书馆看书。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换了3家按摩店工作，位置却一直在图书馆附近。
广州图书馆每天早上8点半开门，他7点半就到了，给工作人员打电话，对方下来接他。去图书馆的路上，阿冲会买点包子作早餐。如果遇上人多，他就琢磨出示残疾证是不是可以不排队，好早点去看书。
阿冲没学过盲文，12岁上了当地特殊学校唯一一届盲人班。老师问是要上大字课还是学盲文，5个学生投票选了大字。
此后，阿冲一直用仅余的视力阅读。刚识字的时候，文化程度不高的母亲照着新华字典在地上画大字，他来认；弟弟妹妹上中学以后，他又用白酒罐里掉出来的小玻璃珠子看完了初一到初三的课本：玻璃珠子直径一厘米，放在书本上，眼睛贴着珠子，就能看清一个一个的字。
对于他来说，能够放大字体的助视器是有用的阅读辅具。他在广州图书馆用过，脸凑近屏幕，也能读书。
但读屏软件的出现，意味着阅读方式的质变。许多老读者会历数读屏软件经过的迭代：从最早适配的Doc系统，到Windows 95、Windows 98，读屏逐渐可以打字、看新闻。1999年，国内出了一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永德读屏软件，有人用了十几年。
接着是2010年，智能手机兴起。他们曾经无比担心这会加剧视障者与主流人群的信息鸿沟。没想到，智能手机自带的读屏软件挺好用，让视障者直接融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为盲人“做书”
除了民间的各种尝试，国家级的盲人服务机构也在探索不同形式的无障碍阅读方式。
早在1997年前后，中国盲文出版社由于对盲文印刷出版社的生产线改造，需要向盲人员工普及新生产流程，由此开始了信息无障碍的种种尝试。
他们开发了读屏软件，以及盲文转为汉字的翻译软件。仍在中国盲文出版社任职的何川也时常到全国各省市，向视障者普及如何使用读屏，如何操作电脑。
“视障者可以用电脑”观念的普及也同样面向互联网公司、手机软件开发商。从2004年开始，中国盲文出版社发起举办了中国信息无障碍论坛，并持续至今。“我们现在跟他们（互联网公司）讲信息无障碍，大家不管能不能做到，首先是没有人再觉得震惊，没有人怀疑为什么要做。”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公益机构投入到无障碍阅读领域。2013年，北京声波残障社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声波）开始为视障者制作无障碍的电子书。
“做书”有一套流程：申请人把自己的纸质书寄过来，声波的工作人员把纸质书扫描后，分发给多位志愿者进行校对，最后免费交付一份能被读屏软件顺利读取的电子版文档。
出于版权方面的考虑，声波工作人员在“做书”时须有些补救措施，如要求申请人把残疾证一并寄过来，并且通过电话或线下的方式签署协议，承诺不会把这本电子书用作商业用途，只能自己阅读。
声波的主任杨青风说，有时候他们也遭遇质疑，被问到这个项目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做盗版。
可他确实接触到各种普通人想象不到的阅读需求。比如近些年通过合理便利制度能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社工考试的，进了普通大学没有电子教材的，这样的视障申请人特别多。而碍于志愿者校对的组织形式，校对速度比较慢，制作一本书通常需要一到两个月，只能优先给着急考试的学生。
周文晴知道声波提供的这项服务，可耗时太长，她等不及。她在南京师范大学上大学时，学校帮忙扫描教材，提供电子版的教科书。后来，她便自己上网找电子版，现在已经可以灵活运用各种软件转换阅读格式。
可还是有她到不了的“盲区”。由于研究生学业需要阅读大量文献资料、专业书籍，周文晴时常查看各种数据库。许多学校图书馆免费开放的数据库并不是无障碍的，比如超星图书馆，一个拥有100万G数据总量的数字图书馆，点进去都是图片格式的文献，读屏软件在这里失了声。
视障者的阅读需求是多样的。声波工作人员郭万成此前学音乐专业，主修单簧管演奏。读屏软件的发展同样惠及了音乐领域，仅有光感的郭万成可以通过音乐编辑软件进行电脑读谱，这很好地解决了盲文乐谱量少的问题。可现在的电子乐谱大多是PDF格式，难以被读屏软件识别，同样需要无障碍的转化。
2022年5月，北京声波残障社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制作无障碍电子书。（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图）
被阅读改变的命运
2013年6月27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外交会议上通过了《马拉喀什条约》。次日，中国就签署了该条约，是该条约的首批签署方之一。
2022年5月5日，该条约对中国生效，中国成为条约的第85个缔约方。作为世界上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版权领域的人权条约，《马拉喀什条约》生效将进一步保障阅读障碍者平等获取文化和教育的权利。
尽管配套制度、实施办法有待明确，确切的改变还未发生，但各方的期待不少。作为读者，周文晴想建一个电子书网站，上面有很多无障碍的Word版本书籍，让视障者也可以体验图书馆漫步。她还期待图书馆、公益机构能成为《马拉喀什条约》生效后的被授权实体，可以参与无障碍版本的提供。
“被授权实体”是指得到政府授权或承认，以非营利方式向受益人提供教育、指导培训、适应性阅读或信息渠道的实体。除盲人之外，《马拉喀什条约》将范围更广的“视力障碍者”和“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也列为受益者。这意味着视力正常，因身体残疾而不能持书或翻书、不能集中目光或移动目光进行正常阅读的人都在《马拉喀什条约》受益范围内。
蔡聪认为，被授权实体越广泛越好，文化出版社、各地的图书馆、大学的资源中心、大学图书馆、公益机构，这些可能都要加入进来。“这样大家能分散开来，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和支持。”
从亲身经历的一件“小事”上，蔡聪看到了视障者阅读上存在的大问题。不久前，他到声波的办公室，无意中发现有本《社会学（第七版）》在等待被扫描制作成电子书。声波工作人员告知，这是2021年入读某师范大学的盲人学生申请制作的。
“我都惊呆了。”蔡聪说，该师范大学从2002年开始招收视障学生，几乎是最早探索残障学生入读普通高校的。这样走在前面的学校，还不能提供无障碍教材吗？再往下设想，一本纸质书，其实可以在一开始就由出版社推出无障碍阅读版本。
蔡聪认为，需要把《马拉喀什条约》放在更广泛的人权体系中去考量，如果窄化成为视障者提供某几项特定服务，有可能是将视障者进一步孤立而非融合。
很难说，阅读给视障者个体命运带来了多大的改变。周文晴凭借阅读，穿过层层的考试制度选拔，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那个阅读时只能暂停和快进的键盘手机，曾给予她莫大的慰藉。每到周末，她就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花坛边上，打开手机，听金庸的小说。在武侠的世界里，她能看到广阔的漠北草原，能看到老顽童周伯通的百花谷。
阿冲的视野不再局限在按摩的小房子，他曾全职做公益，还尝试过视障主播、口述影像培训，职业的路径早已开阔许多。
他最新的阅读兴趣是一本无线电之父的传记——《古列尔莫·马可尼传：联络世界的人》。阿冲说，或许每个先天视障者都有无线电情结，喜欢通过收音机刺啦刺啦的声音，去寻找新的信号。在阅读中被“点燃”的他还想申请无线电执照，将来“通过电台跟远方的人去通讯联络”。
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